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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诗品》的文学文献学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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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3-04 09:48: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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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七略》分别文献门类。六略38种，596家，13269卷。一为六艺略，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二为诸子略，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三为诗赋略，包括赋一、赋二、赋三、杂赋、歌诗；四为兵书略，包括权谋、形势、阴阳、技巧；五为数术略，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为方技略，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此六略中，不见文学批评一类，更不见诗话一类。
三国时大体按照四个大类分别文献。魏文帝曹丕《典论·自序》说：“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从这一表述跟后世“四部”的对比看，五经、《史记》、《汉书》、诸子百家大致分别与经、史、子三部对应，而《典论》又单列“四部”。据著名史学家周予同先生研究，这里的“四部”特指乐、论语、孝经、小学。显然，这一分类也不见文学批评一类，更不见诗话一类。西晋初年，苟勖将文献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据清代学者钱大昕研究，苟勖的四部分类法与后来出现的“经”、“史”、“子”、“集”四部所排次序不同，而是将“子”部置于了“史”部之前。他认为，苟勖的四部是以“乙部为子，丙部为史，则子犹先于史也”。此后，东晋著作郎李充、南朝宋元徽初年的秘书丞王俭、南朝齐永明年间的秘书丞王亮等，都曾对前代和当时的文献进行分类，但均无文学评论和诗话一类。
自魏晋以来，文学批评的论著越来越多，如曹丕《典论·论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等，都堪称开风气之作。唐朝时，魏征等人撰《隋书》，在《经籍志》集部给文论以一定地位。谢混的《文章流别本》、刘勰《文心雕龙》等位列其中。而钟嵘《诗评》(即《诗品》)亦占一席之地。总览《隋书·经籍志》集部所列全部文献，除《诗品》外，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杂论，第二类是文论，第三类是诗文集。而这三类，是传统文献久已具备的样式。只有《诗品》独标一类，专论五言诗歌及其作者的品第，为此后的诗话发展辟出了领地，如唐代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刘颁的《中山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姜夔的《白石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尤袤的《全唐诗话》、蔡居厚的《蔡宽夫诗话》等，元代吴师道的《吴礼部诗话》、蒋正子的《山房随笔》、杨载的《诗法家数》等，明代瞿佑的《归田诗话》、徐祯卿的《谈艺录》、王世懋的《艺圃撷余》、朱承爵的《存余堂诗话》、顾元庆《夷白斋诗话》等。
明清以来，《诗品》受到文学批评家与作家的普遍关注。收录《诗品》的各种丛书、丛刻、著录和钞本应运而生。不仅如此，诗话作者还以《诗品》为线索，探讨诗歌艺术的本质，阐发诗理，且以《诗品》为据，品评诗人诗作的高下。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谢榛的《四溟诗话》、杨慎的《升庵诗话》、胡应麟的《诗薮》、闵文振的《兰庄诗话》、许学夷的《诗源辨体》、王夫之的《姜斋诗话》等，清代许印芳的《诗法萃编》、王士祯的《渔洋诗话》、刘熙载的《诗概》、何文焕的《历代诗话》、沈德潜的《说诗日卒语》、黄子云的《野鸿诗的》、刘大勤的《师友诗传续录》、叶燮的《原诗》、宋大樽的《茗香诗论》、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方东树的《昭昧詹言》等，都以《诗品》为宗，或加激赏，引文为证；或加引发，摘要而论。诗话体系日益完整，诗歌批评理论日益精确。专论诗歌的文献蔚为大观。正如许文雨从诗话沿革角度所指出的那样：“嵘书出后，阅唐历宋，诗话之家，继踵而起，何莫非其影响所及?由此之故，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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