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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诗品》的文学文献学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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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3-04 09:48: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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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真正意图，从而准确认识文学现象的流变。《诗品·序》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日兴，二日比，三日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这里的“三义”，或作“三义”，如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清代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清代沈德潜的《说诗日卒语》等；或作“六义”，如车柱环的《钟嵘诗品校证》、叶长青的《钟嵘诗品集释》、曹旭的《诗品集注》等。持“三义”说者认为，《序》在“三义”下紧接着指出“一日兴，二日比，三日赋”，且又说：“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辞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既有数字，又有对应说明，反复申述。持“六义”说者认为，“三”是“六”的讹写，系形近而误，因为自从《诗大序》以来，“六义”成为一个固定词语，即便有时所指内容为上述三个方面，但习惯仍作“六义”，而“作‘三义’不词”。看似一个数目字的书写差异，其实反映的是人们对《诗经》文学传统的认识问题。
从内容看，无论是“三义”还是“六义”，都包括赋、比、兴。赋、比、兴这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它们是作为“六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现的：“大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诗大序》亦日：“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日赋，三日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之后，凡是研究中国文学者，无不知“六义”之说。经秦汉历魏晋，在人们的意识中，“六义”逐渐分为两支：一支是风、雅、颂，另一支是赋、比、兴。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辞异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南宋人林景熙《王修竹诗集序》说：“风雅颂，经也；赋比兴，纬也。”元代人杨载《诗法家数》说：“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虽然说法各异，而将“六义”分成两支则相同。
很显然，随着对《诗经》乃至诗歌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不断深入，人们对诗“六义”的看法发生着变化。先秦时期，风、赋、比、兴、雅、颂是并列的六个方面，所以在《周礼》中的排列顺序与后代很不相同。而魏晋以后，“六义”一分为二，《诗品·序》即初步显示了当时人们的看法。时代越往后，人们的认识越清晰。至唐宋时期，人们为“六义”作出明确解说。按照孔颖达为代表的唐代学者的观点，风雅颂所含内容大体相类，而赋比兴所含内容大体相类，前者是就诗的篇章结构而言，后者是就诗的遣词造句特点与创作手法而言；前者为诗之体，后者为诗之用。元代人杨载的看法与此相同，他认为，前者指体裁，后者指方法。体裁是固定的、恒常的，而方法则是灵活的、可变的。因此南宋的林景熙将前者指喻为“经”，而将后者指喻为“纬”。我们知道，恒常之事易掌握，而可变之事难把玩。更重要的是，诗歌与一般文章在体裁上区别明显，而创作方法却复杂活变，不易为一般人理解。说到底，诗歌的文学性与审美特征固然要靠体裁得到反映，但它更要依赖创作技巧与方法得以体现。因此，人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赋比兴。
《诗品》的研究对象是五言诗，所以说该作在诗歌体裁辨析方面，不存在任何异议。钟嵘研究的目的，自然就集中在了诗歌的创作方式与审美特征上。据此判断五言诗的高上低下，无疑是《诗品》主要的特色。如此看来，在我们讨论的这组异文里，“诗有三义”是合理的。钟嵘继刘勰《文心雕能》(比兴第三十六)之后，进一步对“赋比兴”作了更为系统的论述。
钟嵘还把传统的“赋比兴”排序改为“兴比赋”：“文已尽而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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