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陵这一故事背景却从未有变动。看来,照搬生活原型大概就是《西厢记》开场有误的原因吧。
艺术虽然来源于生活,但并不等同于生活。艺术要集中地表现理想,就应该对生活有所取舍,有所加工改造,不能拘泥于生活原型。《西厢记》应该有一个轻松愉悦的开场,作为作品中爱情女主角的莺莺更是完全没有必要受到父亲亡故的困扰。崔相国的亡故与戏曲主旨无关。如果没有丧父这个大的消极氛围,莺莺的形象会更加光彩照人,戏曲的艺术画面会更加明朗,更有助于喜剧效果的发挥。如果说崔相国的亡故对戏曲喜剧风格的影响还是一种静态的、隐隐约约的因素,那么,戏曲结束处郑恒的触树而死就是一种明显的失误。 只有十恶不赦者的覆没才能给人以快感。郑恒虽然算得上是一个坏人,但他罪不至死。作品曾通过红娘之口把郑恒骂了个狗血喷头。通过郑恒的言语行为,我们也能看出,这是一个不学无术,依仗父老势力妄图与莺莺成亲的小丑。为了得到莺莺,他甚至使出了卑劣的欺诈手段。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郑恒该死的理由。作品中的郑恒实在不是一个恶贯满盈、罪该万死的人物,他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庸俗无能、品质低劣的人物,且郑恒并不是戏曲的中心人物,他直到最后一本才正式登场。但是,他的死却是在戏曲的关键时刻,是在大团圆这一喜剧性高潮背景之下。这种死亡与全剧喜剧性基调发生的冲突是颇为强烈的。我们稍加想象便能领悟:一面是郑恒失恋触树而身亡,一面是崔张婚宴喜庆成伉俪,这大悲大喜的情感我们靠什么把它们调和?靠什么才能把郑恒的悲剧性的死统一到愉悦的主导情调中去呢?由此可见,《西厢记》对死亡问题的处理是不够深思熟虑的,没有考虑到相国和郑恒的死亡在戏曲整体气氛中的效果,作出了与戏曲中占支配地位的喜悦精神不相容的安排、处理,造成了欣赏者的情感矛盾。当然,王实甫的《西厢记》作为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伟大作品,自有它的过人之处,在如何处理死亡这个问题上,也还有成功的例子。戏曲中对贼将孙飞虎的结局安排就比较妥当地回避[注: 回避通常指司法人员对与本人有特定关系的案件避不承担办理该案的任务,目的是防止徇私舞弊或发生偏见,以利于诉讼的正常进行和对案件的公平、正确处理，也有利于司法人员避开嫌疑。]了死亡问题。孙飞虎的罪行比郑恒要大得多,是一个杜将军“本欲斩首示众”的人物。围困普救寺,那可是兴兵作乱,况且他还扬言要把普救寺僧俗斩尽杀绝。但是,戏曲中没有砍他的头,而是杖了他一百大板。这一百大板杖得好,与全剧的精神境界是合拍的。其实,孙飞虎这个人物形象也并不是恶贯满盈的凶神恶煞,虽然他曾扬言要把普救寺人等斩尽杀绝,但他并没有真正做到。甚至在兵围寺庙之前,他还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当今用武之际,主将尚然不正,我独廉何为?”孙飞虎心中还有“廉”的想法,可见他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恶人,有着向善的一面。他在读者以及观众心目中的形象应该是一个既可憎又可笑的角色,抢亲不成反挨了一顿打,应该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倘若一刀把他砍了,虽说砍得不无理由,但却扫了大伙的兴。作者对孙飞虎的处理是比较妥当的。其实郑恒也应该有一个与孙飞虎相类似的结局。我们应该想到,孙飞虎和郑恒实际上是作为张生的情敌出现在戏曲中的,一个企图用武力抢得莺莺,一个妄想依赖武建势力,采用欺诈手段与张生争莺莺。作者应该进一步完善这两个丑角形象,从他们身上挖掘更多的笑料,以烘托喜剧气氛,突出崔张那有着深刻感情基础的爱情追求。崔莺莺与张生爱情的整个背景应该有助于渲染全剧的愉悦气氛。喜剧就是喜剧,它追求自身内在的完满、统一。如果在其中不恰当地掺入了死亡因素,那就如同在一套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