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政治体制是指政权结构的组织形式及相关法律和制度，简称政体。政体一般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都不尽相同。]中最本质的方面。与此同时，“三纲”的要求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在道德生活中的平等，即使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平等也因“三纲”的规范而被破坏了。因为它使双向的人伦义务变成了片面的等级服从，使得人对人的关系变成了人对理、人对份位、人对纲常的单方面服从、义务关系。因此三纲关系就是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异化。正因为这样，才把道德标准绝对化，把道德要求推向了极端，安于既定的伦理秩序，克己复礼为仁。
  四、伦理思想的全面复兴是由宋明理学来完成的
  自炭‘三纲五常”确立之后，被禁锢久了的人们在魏晋南北朝[注: 朝公元420年，东晋大将刘裕废掉东晋皇帝自立，国号宋。此后160 多年间，南方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历史上总称为南朝。]这个大动荡的年代里开始关注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出现了“竹林七贤[注: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为代表的推崇自然人J陛、倡导任其自为的人生观，反对仁义之教，否定“三纲五常”，甚至达到了否定一切道德规范之约束的纵欲主义。进入隋唐以后，韩愈首开儒学复兴之先河，着文恢复儒家的“道统”，为后来宋明理学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基础。在宋明理学者看来，人伦五常就是“天理”，他们不仅强调了人们对“大理”的自觉意识，而且主张“存理灭欲”，甚至不惜以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禁欲主义手段来残栽人欲。应该看到，理学把儒家的伦常之理上升为天道的法则，尽管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的文化性格，但又把道德尺度泛化了，而且使道德标准化的程度也愈来愈多。

  从儒家的伦理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把双刃剑，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认真的批判、扬弃和创造发展，以便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五、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表现在:
  其一、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处于中心地位。在文字上，“文以载道”一直是整个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文”只是手段，“道”才是目的。在科学技术上，科技活动不能违背“正德”的宗旨，即使是对于自然界的敏锐观察和新颖见解，其结果总是一致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落脚到告诉人们某种人生的哲理，否则被认为是“玩物丧志”。在哲学方面，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在艺术上，无论是建筑、雕塑、绘画还是书法、音乐、戏曲、艺术的最高境界都是一乍‘和”字。传统伦理道德学说的这种中心地位，既起到了正面深刻影响，也带来了负面的巨人影响。以“文以载道’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来看，它强调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为古代文学注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使作家重视国家、人民的群体利益。同时，这种思想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政治的附庸，从而削弱了其主体意识和个性自由。

  其二、伦理道德绝对化和泛化的影响。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有人把它列为十条:仁爱孝锑;谦和好礼;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这在几千年来己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以一贯之的德行追求。这些美德规范的形成既是论理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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