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既是一种宗教经典的翻译，又是哲学理论的翻译，同时还是一种文学的翻译。佛经翻译可以作为文学翻译来看，这不仅仅是指它翻译了一些文学故事，而且还指它的语言翻译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翻译。作为文学，佛经翻译自然逐渐为中国文学所吸收，并被融进中国文学中去，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佛经翻译理论，则多是从文学角度去讨论翻译的，它与中古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身也成为了中古时期文学、美学理论的一部分。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首先表现在它的理论概念、范畴就是从传统的文学、美学理论中借用或引发出来的。这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的译经僧人支谦。他的《法句经序》就借用孔子、老子的文学、美学观来阐述其对翻译的看法：
　　仆（指支谦）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仆初嫌其辞不雅。维袛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金陵刻经处本）
　　这里所出现的雅与达、信与美、言与意、文与质等概念及范畴都是出自先秦时期[注: （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先秦是指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代。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　　在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中，]的传统文艺观与美学观。支谦的祖籍是月氏人，而父亲在汉灵帝[注: 刘宏（156年－189年），东汉第十一位皇帝（168年—189年在位），他本封解渡亭侯，是汉章帝的玄孙，汉桓帝的堂侄，永康元年（167），由桓帝的皇后窦妙立为皇帝（因桓帝无子)。]之世已来到中国，他也出生在中国，其实他早已汉化。他对中国学问相当精通，传载他避乱江南时，曾在孙权门下被拜为博士，并辅导东宫[注: 东宫 　　清帝举行庆赉燕飨大典之所，乾隆时“万岁节”也常在此举行庆典活动。建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前连德汇门，后接湖区水心榭，主要建筑有清音阁、福寿园、勤政殿、卷阿胜境殿。]。他的翻译也更受中国老、庄的影响，在名词概念上常拿老、庄词语与佛教[注: 佛教由古印度的释迦牟尼（被称为佛陀）在大约西元前6世纪建立，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fojiao]大乘经典词语相牵合。因此，在阐述翻译观点时，自然也沿用中国传统的孔、老之言。自他以后的译人在谈翻译时几乎都沿袭他所开创的传统。如道安[注: 道安(314─385)，东晋、前秦时高僧、佛经翻译家。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西南)人。道安著述、译经很多，对佛教贡献很大。]《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序》在评价前人的出经时说：“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指支谦），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同上书，卷八）道安在这里则从庄子的以朴为美的文艺美学观出发去指责支谦、叉罗的意译的。又如僧肇评鸠摩罗什所译的《百论》是“质而不野，简而必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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