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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实的实践观,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才能显示出其现实性与合理性。因此,《管子》不仅提出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与天调”生态伦理思想,而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时为宝”的生态伦理实践原则。
“时”是《管子》的一个重要范畴,共有386见,依据不同的语言背景,可训为时间、时期、时节、时机等义。在《管子》这里,“时”是形上之道在现实社会的具象与表现,更多地表征道之规律性与变动性,“天不一时”〔20〕(《管子·宙合》)。
就其具体表现而言,时通常是指岁月日夜的变迁,“岁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21〕(《管子·宙合》);就其本质而言,时之变化推移就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具有不为人所损益的恒常规律性,“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所以,人要“以时为宝”,遵循时之变化推移,应该根据时日月岁的变迁演化而不断校正与改变不合时宜的行为,实现与时之变化的相合相随,与天地自然的交融相通。
因此,《管子》在实践中高扬“人君天地”,阐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天地自然的内在价值,提出“以时禁发”〔22〕(《管子·立政》)的生态实践准则,警示人在开发、利用自然时要符合时节,与天地自然的发展规律相合,从而促进人与天地自然的协同发展。《立政》篇云:“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23〕(《管子·立政》)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需要自然界不断提供自然资源,故为能使自然界得以可持续发展,《管子》就专门设立虞师之职管理山泽林薮等自然资源,维持生态平衡,禁止在山泽林薮处堆积枯草以防火灾,按时封禁与开发自然资源的采伐以保证人们的建房造屋、烧饭柴草之用。而且,《管子》还要求“民之知时”〔24〕(《管子·山权数》),根据阴阳二气的变化,“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25〕(《管子·形势解》),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做到“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26〕(《管子·四时》)。它认为,惟有如此,才能做到顺天时,利人事。否则,就必然将“春凋,秋荣,冬雷,夏有霜雪”〔27〕(《管子·四时》),逆气上升,阴阳失调,国多灾殃,遭受天地自然的惩罚。
不仅如此,《管子》对统治者也提出“务时而寄政”〔28〕(《管子·四时》)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
《管子》认为,天地自然运行变化具有恒常规律性,“地之生财有时”〔29〕(《管子·权修》),所以人民要因时而动,严格按照四时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农业生产,从天地自然中获取生产生活资料,否则,就会阴阳失调,深受其害,“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仅存。不芸之害也。宜获而不获,风雨将作,五谷以削,士民零落。不获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雾气阳阳,宜死者生,宜蛰者鸣。不藏之害也。”〔30〕(《管子·轻重己》)为此,《管子》要求统治者熟知春秋冬夏之终始,“务时而寄政”,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千万不要违背四时“作工起众,立宫室台榭”〔31〕(《管子·乘马数》)因为这类徭役不因时而行,必将误农时,伤农事,即“起一人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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