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很多戏曲演员有过合作经历[注: 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 片名 《经历》The Experience/Tajrob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无论是京剧还是别的曲种，无论是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演奏还是演唱的艺术家，我都合作过。我的一个感受是，中国戏曲艺人的艺术是被我们低估了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约一百年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危机，那时候中国人要挽救自己的社会和国家，人们希望中国达到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挽救国家民族的理论都是西方来的，革命的理论以及社会的模式都是西化的，仿佛西方就代表了先进。所以在任何情况下，这些舶来品首先在道义上、道德上就占了上风。这是我们很大的思维误区。

这样一种局面，带来的结果就是对自身文化的低估。它也带来一个好处，西方的文化艺术进入中国时是长驱直入、没有阻碍的。我上个月参加一所高校的优秀博士[注: 博士是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如某科系哲学博士（PhD），理学博士（DSc/ScD），文学博士（DLitt），教育博士（EdD）。]论文评选，读到一篇论文，是余日阳博士写的《关于贝多芬[注: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 1770年12月16日---1827年3月26日），世界著名的作曲家兼演奏家。]在中国传播的考察》。最先用文字把贝多芬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李叔同[注: 李叔同（1880年－1942年），即佛教中赫赫有名的弘一大师，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又号二一老人。]和鲁迅[注: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他们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听过贝多芬的音乐，只是读到了一些文字介绍，就用毋庸置疑的口吻向国人介绍这是一个音乐的圣人。虽然没听过，但是已经不容置疑地告诉你，这是一个伟大的作曲家，他在西方已经得到了绝对的承认。贝多芬进入中国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挑战。

现在回想起来，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进入文艺界时是这样一个局面，一个中国传统艺人，比如他是说书的或者唱书的，唱戏的或者演奏某一种乐器的，即使他是大师[注: 大师，现在指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大家公认并且德高望重的人。因其意义比较广，还有佛的十尊号之一、官名、学者专家的尊称、对年纪大的老师的尊称等。]，另有一个人是学洋范儿的，即使演奏西方音乐、作曲只是初级水平，在中国也会被奉为专家。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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