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怎么样对待民间艺人这个问题上，我有很多感触，比如我为了写一部和川剧有关的交响乐，要完全原汁原味地保留川剧的锣鼓、帮腔、唱词、唱腔等等，就到重庆找一个川剧老艺人。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我应该很恭敬地向他学习，结果他比我还恭敬、谦卑，他说你来关心我们川剧，真是感激不尽。他心目中摆的位置就是我“关心他们”，其实我是走投无路，到他们这儿“偷东西”来了。

中国传统艺人和学院派的人进行碰撞时，一定是前者要“将就”后者，因为后者代表着进步，代表着先进。前者被认为是保守的，因为传统艺人连五线谱都不认识。这种思维方式就有问题。我干嘛要看五线谱，我有自己的谱。我小时候在家里拉小提琴，拉“巴赫”，家里的老保姆根本无法听，觉得很难听，现在看来，她觉得很难听，有充分的理由，我尊重她的观点。

我和各式各样的戏曲演员合作的过程中，最初就是要他们适应我的体系，而且是不惜成本的。比如歌剧里用一个京剧小生，我就给他美声唱法的唱腔，他又不会认谱，也不会看指挥，只能专人教他，先让乐队录下来，再去听，背下来，事实上这种做法，他自己最大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最后还是学不会。而且中国传统那一套很扎实的方式有一个特点，就是依靠死记硬背，背下来之后，指挥全错了他都不会错。但是他自己最有特色、最光彩的东西得不到很大的发挥。我后来写一些东西时，就在想别的可能性，是否我应当去“将就”他们，让他们不需要管我，不需要看指挥，也不需要听乐队，想怎么唱就怎么唱。他们有理由认为，是你郭文景找我们的，你就得就“将就”我们。

2009年我的作品去布鲁塞尔[注: 布鲁塞尔是比利时王国的首都，地处北部佛兰芒语区和南部法语区交接地带平均海拔58米。人口107万，面积162平方千米，约占比利时人口的1/10，是比利时第一大城市。]首演前，在广州[注: 广州市-广州市是广东省的省会，是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中心，中国南方最大的海滨城市，是全国著名的华侨之乡，也是全国华侨最多的大城市。]交响乐团排练，余隆指挥，按照我设计的种种技巧，让乐队跟着走。有一天排练结束之后，川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注: 文化遗产，中文在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简称《世界遗产公约》），]传承人就自己决定，把有些地方的锣鼓点调整了一下，这就多出一拍。第二天和乐队一起排练时，那个传承人听起来就错了，因为我忘了提醒指挥。余隆很大牌，把指挥棒一放，说，怎么回事。我说对不起，这个地方加了一拍。他说，谁加的？我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加的。他一下就没脾气了，就记下来了。我觉得这种态度是好的，这样，传统艺人可以发挥得很精彩，学院派也会有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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