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的挖掘。因此，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各地歌谣。周作人便说：“我觉得现在中国语体文的缺点在于语汇之太贫弱，……这个救济的方法当然有采用古文及外来语这两件事，但采用方言也是同样重要的事情。”[14]他并且明确表示：“这种工作不仅是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15]，“做新诗创作的参考”[16]。沈兼士也说：“‘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固然是我们大家热心要提倡的。但是这个决不是单靠着少数新文学家做几首白话诗文可以奏凯；也不是国语统一会规定几句标准话就算成功的。我以为最需要的参考材料，就是有历史性和民族性而与文学和国语本身都有关系的歌谣”[17]。 正是基于以上这种认识，1918年2月1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由刘半农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其中规定了关于歌谣征集的办法、范围、要求，同时宣布成立歌谣征集处，“由左列四人分任其事：沈尹默主任一切，刘复担任来稿之初次审订，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这显然意味着在这场“民俗学运动”揭幕战中，章门弟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稍后，周作人也参与其事。1918年9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征集歌谣之进行》一文写道：“由刘复、周作人两教授担任撰译关于歌谣之论文及记载”，这说明周作人此时已参加了“歌谣征集处”的工作。至1920年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又发表《歌谣征集处启事》宣布：“顷因刘教授留学欧洲，所有本处事务已移交周作人教授接管”，这更表明了章门弟子对“民俗学运动”的领导作用。
在歌谣征集处的基础上，1920年12月15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三人联名《发起歌谣研究会征集委员》的启事，决定发起歌谣研究会。12月19日，北大歌谣研究会宣告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二先生主任”[18]。相较而言，歌谣研究会“从名称上看比‘歌谣征集处’提格了，成为了一个正规化的学术团体；领导班子加强了，并且发展了委员”。[19]1922年1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后，沈兼士担任主任，歌谣研究会也划归国学门，由周作人一人主任其事。该年12月17日，周作人等人还创办了歌谣研究会机关刊物——《歌谣》周刊，这是中国第一份专门性的民俗学研究刊物，被视为当时歌谣事业的“唯一工作中心”[20]。此后《歌谣》周刊运行三年，先后出版97期，增刊1期，发表歌谣2千多首，文章近3百篇，直至1925年6月28日合并入《国学门周刊》。
除了创办研究机构与刊物之外，章门弟子还从诸多方面对“民俗学运动”予以积极的理论指导，促使其不断趋于成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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