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以平等的眼光，从学科建设的高度积极倡导民俗学的建立。五四时期“民俗学运动”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创建了“民俗学”这一学科。在这一方面，章门弟子居功甚伟。早在1919年3月，朱希祖就明确提出：“一概须平等看待。高文典册，与夫歌谣小说，一样的重要”[34]。他并且对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民俗学研究提供了具体的建设性意见，提议风俗调查会应采取“由近及远”的方法，先筹设京兆风俗陈列馆，以示模范。[35]而曾长期担任北大国学门主任的沈兼士后来也总结说：“研究所国学门于古代研究，则提倡考古学，注意古器物之采集；于近代研究，则侧重公家档案及民间风俗。持此纵横两界之大宗新资料，以佐证书籍之研究，为学者开一新途径。”[36]在就任厦大国学研究院主任的演讲中，他又宣布：“本院于研究考古学之外，并组织风俗调查会，调查各处民情、生活、习惯，与考古学同时并进。”[37]这显然是将民俗学作为与近代考古学相同的一门学科来看待，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它的学科意义。 

这一时期，周作人更是极力呼吁民俗学学科的建立。他曾引章太炎的观点论证说：“章太炎先生曾说，儒生高谈学术，试问以汉朝人吃饭时情状便不能知，这话实在说得不错。……汉朝人吃饭时情状不过是一个例，推广起来可以成为许多许多的问题。我们各时代地方的衣食住，生计，言语，死生的仪式，鬼神的信仰种种都未经考察过，须要有人去着手，横的是民俗学，竖的是文化史，分了部门做去，点点滴滴积累起来，尽是可尊贵的资料。想起好些重要事业，如方言之调查，歌谣传说童话之收集，风俗习惯之记录，都还未曾做，这在旧学者看来恐怕全是些玩物丧志的事，却不知没有这些做底子，则文字学文学史宗教道德思想史等正经学问也就有点站立不稳”[38]，这无疑是将民俗学视为一门基础学科。他还曾坦言：“我的本意实在是想引诱读者，进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这冷僻的小路上稍为增加几个行人，……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们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记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史之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39]这更是以一种平等的眼光来强调民俗学学科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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