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由于当时社会观念仍较保守，所以这方面歌谣的收集依旧是困难重重。有鉴于此，周作人在1923年12月又撰写了《猥亵的歌谣》一文，刊登在《歌谣》周刊一周年纪念增刊上，对此进一步加以呼吁。1925年10月，他又约集钱玄同、常惠共同发表《征求猥亵的歌谣启》，其中写道：“大家知道民间有许多猥亵的歌，谜语，成语等，但是编辑歌谣的人向来不大看重，采集的更是不愿记录，以为这是不道德的东西，不能写在书本子上。我们觉得这是很可惜的，现在便由我们来做这个工作，专门搜集这类猥亵的歌谣等，希望大家加以帮助，建设起这种猥亵的学术的研究之始基来。”该文还将猥亵歌谣的价值归纳为二方面：其一，它们“实在是后来优美的情诗的根苗”；其二，“我们想从这里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他又列举了目前希望做成的两件事：“(1)搜集猥亵的谣谚谜语等编为《猥亵歌谣集》，(2)搜集古语方言等编为《猥亵语汇》。”[25]从效果上看，这一次征集的成绩颇为可观，仅周作人“所收到的部分便很不少，足有一抽斗之多”[26]。今天看来，周作人这种观念和举动在当时民俗学界不啻是一场石破天惊的革命，充分体现了他开放的学术心态和开拓进取的治学精神。 

第三，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将歌谣运动进一步提升为“民俗学运动”。早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周作人便宣布：“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这说明在创刊之初，周作人便具有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从而将《歌谣》周刊的旨趣定位于整个民俗学，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单纯歌谣。无独有偶，鲁迅也曾对《歌谣周刊》发表过重要的意见，他说：“《歌谣周刊》的范围狭窄了，要放宽，群众生活中流传下来的民俗、文艺作品都要整理研究。”[27]在他们这种主张的影响下，《歌谣》扩充了刊物内容，同时发表文章声明本会收集范围，从歌谣扩大到各地神话、传说、故事、童话等[28]，并说明：“歌谣本是民俗学中之一部分，我们要研究他是处处离不开民俗学的；但是我们现在只管歌谣，旁的一切属于民俗学范围以内的全都抛弃了，不但可惜而且颇困难。所以我们先注重在民俗文艺中的两部分：一是散文的：童话，寓言，笑话，英雄故事，地方传说等；二是韵文的：歌谣，唱本，谜语，谚语，歇后语等，一律欢迎投稿。再倘有关于民俗学的论文，不论长短都特别欢迎。”[29]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歌谣运动，将之提升到更加开阔的民俗学范围，容肇祖就回顾说：“《歌谣》周刊自四十九号起，虽未曾改名，而实在是民俗周刊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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