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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的文化分层理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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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17:39: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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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这种现象。
钟敬文因个人兴趣与专业的关系主要以研究下层文化为主。钟敬文认为下层文化也称为“传承文化”，其原因在于下层文化普遍和人民大众的生活较为贴近，并具有世代相传的延续性，因此称之为“传承文化”；“这种文化虽然有生有灭，但比起上层文化，它更富于稳定性。当然它也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它具有类型性（模式性），因此很容易使一个民族的成员发生认同的情感，在特定的时间，采取共同的行动。”（林祥，1999：32）例如过农历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与中秋节或是台湾大甲妈祖绕境仪式活动等等。
这三种文化虽各自拥有独特的性质、范围与社会机能和结构，不过因为同在一个社会文化体制下存在与发展，彼此之间难免会有相互联系与排斥的复杂关系。例如“统治阶级的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它要侵入被统治阶级的文化是必然的”。（钟敬文，1990：3）
三、学者对钟敬文的文化分层理论之评述
就中国文化的整体而言，绝不是单一层次的，它是一个复合体。它包括了上层文化，例如经史子集等，也称经典文化、精英文化，或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中层文化，例如明清时调、通俗小说等，亦称之为通俗文化或市民文化；下层文化，例如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中层文化为界乎于上下两层文化联系的中介体。董晓萍在《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编后记》中认为钟敬文在中国传统上层文学与下层文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文化三层理论”，将中层文化亦视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钟敬文认为，所谓的民间文化，自然包含着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这是现代民俗学研究范畴扩展所造成的必然趋势。对此，陶立璠认为：“显然‘民间文化学’比之‘民俗学’在术语概念上，要明确的多。中国民俗学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根据民俗学传统的研究对象和今天的发展，将其称为‘民间文化学’，未尝不可。”（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民俗学会，1993：4）由以上这段话，可知钟敬文所提出的“民间文化”概念，是受到陶立璠所认同的。
从历史文献的探究来看，陈曼娜为钟敬文的文化三层次说提出了佐证。陈曼娜说：
顾炎武曾经在《日知录》卷十三《廉耻》中转引宋代学者罗从彦一段话，借以论述朝廷教化、士人操守与民间风俗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罗从彦和顾炎武是从主流文化的地位和精英意识的视角，把传统文化分为三个层面：决策层的统治文化（主流文化）、表率层的士人文化（相当于中层文化）和被教化的民俗文化（即民间文化）。（陈曼娜，2002）
不过就以上这段话可知，罗从彦和顾炎武是将统治文化、士人文化及民间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一种由上而下的单向操作方式，而不是双向互动的交流模式。但陈曼娜认为其三层文化的基本架构在本质上并无差别。然而，钟敬文对于中层文化的界定并未明确地提出，根据陈曼娜的推断：“从他对中层文化的界定来看，不能不是传统社会的后期，即宋元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所处的那个前近代时期。钟敬文又为三层文化说划定了下限，即现代以前。”（陈曼娜，2002）陈曼娜之所以有此推论，在于说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一时期，才真正具备独立的市民文化。此番见解是陈曼娜个人对于钟敬文在中层文化上的看法。另外，陈曼娜提到：“钟敬文立足于民间文化，把一个特定的中层文化给凸显出来，从而揭示出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的联结方式和具体的互动关系。纵使钟敬文没有针对中层文化本身再做出深入的阐述，或是界定出与‘大传统’和‘小传统’不同的‘中层传统’（中介性的传统）来，但就命题的提出而言，即具有了原创性的价值。这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化研究来说，无疑有借鉴意义。”（陈曼娜，2002）
不过，另一方面钟敬文却因为“缺乏对上、中、下三层文化之间交流的途径和方式的模型化、模式化的描述”，（林祥，1999：167）使得人们对“文化分层学说”的理论价值产生了模糊的认识，从而降低了这一理论被广泛运用与发扬的可能性。关于此部分，钟敬文本人也自觉到他的概括还不够全面与深入。钟敬文并举出鲁迅在论及社会文化心理视角时，是如此戏谑性的描述：“一种东西的流行或者一种时髦的形成，所循的途径，往往是从妓院到皇宫再到乡间”，（林祥，1999：167）对于三层文化交流的途径如此犀利、生动的诠释，钟敬文深感不如鲁迅先生的见解。
1992年杨志杰在《国风的歌吟跋涉的长卷——贺钟敬文先生从事民间文化学术活动七十周年》一文提到，钟敬文的民间下层文化体系内容主要构成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钟敬文从20世纪20～60年代已先后开辟了故事学、歌谣学、神话学、中西民间文学比较和民间文艺的科学史等主要分支领域，大致廓清了它的疆界。
第二部分是民俗学。自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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