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统治者都曾以“神道设教”，竭力宣扬“上帝”和“天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把“天”解释为“上帝”这种观念在传统文化中还是相当多见的；并且这种观念还往往和天就是大自然的观念纠缠在一起。对此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下面还要作一个文化比较。

　　西方人认为大自然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既然创造出来了，人类如何对待它？在这方面，西方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协调自然。

　　在人类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因而对它既恐惧又依赖，从而产生崇拜自然的观念。到了17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突飞猛进，西方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致力于依靠科学技术去征服大自然，予取予求，为我所用。但征服自然又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人口膨胀等等。于是才认识到不能只想征服自然，必须保护环境和生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这种认识是到了近现代才逐渐形成并日益加深的。

　　中华民族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我想在最早的时候，中国人肯定也有崇拜自然的倾向。因为你没办法，只能既赖以为生，又畏其巨大威力。故而拜倒在地，势所必然。但接下来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也没有明显的征服自然的观念。

　　有人也许会说，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人定胜天”的思想，这岂不也是想战胜大自然吗？这话不对。“人定胜天”的“天”不是指大自然，而是前面说过的“天”的另一种含义，就是“上帝”或“天命”的意思。“人定胜天”就是不怕“上帝”、不信“天命”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当然是积极的。

　　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统一”、“天人相应”的突出表现。

　　“顺应天时”的思想在社会诸多方面起到了指导作用：

　　一是用于政治机制的设置。《周礼》设定的官制是“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在古人心目中，这“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各朝设置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都有《周礼》“六官”的遗意。

　　另外，各朝的行政措施也有“顺应天时”的特点。如“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春日劝农，秋日点兵”之类。

　　二是用于经济。封建时代主要是农业经济，那时农业基本上“靠天吃饭”，所以事事处处必须“顺应天时”。中国长期通用“农历”（阴历），现在已不通用；但“农业”所遵循的“二十四节气”，仍为农业生产者所重视。

　　早在战国时代，孟子说过一段名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从农业“顺应天时”进而涉及正确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这在全世界是最早提出来的。孟子的本意只是强调农业生产（也包括渔业和林业）要“顺应天时”，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持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资源的作用。可见“天人和谐”的思想的确与环境学说有逻辑的联系。

　　三是表现于民俗。各种民俗都与“天时”有关系。例如春节庆寿（“天增岁月人增寿”），春季婚嫁（因春为生发季节），清明扫墓（利于植树、除草；也利于上坟的人踏青春游，感受春意）。

　　在民俗中，历来受到中国人重视的是传统节日活动。这些活动都与“顺应天时”关系密切。例如春节，以旧历而言正值旧年过去，新年到来，所以特重除旧布新之意。传统春联“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王安石《元日》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等名句，都突出了这层意思。新年到来，对个体和社会群体而言，有可能打开新的局面,带来新的机遇，萌发新的希望，从而满怀信心展望未来。这种与“天时”相应的除旧布新的心态，对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而言极为重要。正因为年年都有除旧布新的感觉与心态，所以中华民族虽历经五千年之久，却仍然毫无暮气，充满活力，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创造新的美好前景。除此以外，春节还有凝聚家族、念祖追远、敦亲睦邻、和谐人际关系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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