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凡涉及保护一座文明古城风貌，特别是其核心地带，一般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做法和原则的：一、不动外壳，内部实现现代化；二、拆旧建新。但真正实行起来，基本上却按照第二条原则在走，即大面积“拆旧建新”。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它的弊端是过多地拆除了旧有的胡同、四合院。这样的旧城改造固然是发展了，现代化了，但失去了城市的历史延续性，不利于保持其固有的历史文化风貌，留给后人的是21世纪初彻底改造过的新北京，而不是建都850年的原汁原味的老北京。

　　田炳信：但是不拆也不行，因为不说现在破坏，它这个破坏从文革开始，主要是这个人口的因素。一开始一个四合院才住一两家，后来里面住了十家二十家，里面这一大杂院了，厕所，房子里面隔房子，我也看过这样的房子，实际上已经破坏得一塌糊涂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不拆行不行？

　　舒乙：不拆。

　　田炳信：那再回去维修。

　　舒乙：所以比较复杂，以前北京城嘛，也就是一百万人，现在二环以内就有6百万，还有3百万流动人口，将近一千万，那比过去增加了九倍到十倍。那房子不够住，那怎么办呢，把所有的空地都盖成房子。这样的话呢，就是人口膨胀导致了。

　　田炳信：那你当初十一二岁的时候，跟现在对比一下。

　　舒乙：当初一家的人现在要住十家，一律是大杂院，就不存在四合院了。

　　田炳信：就没有四合院了，除了个别的首长家的。

　　舒乙：你侧着身走过去的弯道以外，就全是房子，质量很差的房子，都是临建的，所以这样的话就使所有的好房子统统破坏掉了，人口膨胀造成的恶果。所以第一个问题首先把人口压制住，首先是流动人口，他不可能负担那么重的人口负担，就是在城外建高楼，把相当多的人口移出去，起码有三分之二的人移出去，才能保持住这种低的建筑。要不然只能盖高楼。

　　田炳信：只能盖高楼。

　　舒乙：所以这是客观上造成的一个，没有控制人口，这是一个原因。另外，我们的房产制度不行，一律都是公房，公房嘛，就不爱护，房产是私有的话，大家都爱护。这个原因呢，又把房子破坏掉了。而且现在什么都可以私产的，巨大的国营工厂都可以私产，房子又有什么不行，可以继承嘛。因为你想呢，一旦把政策，房地产的政策放宽的话，这个房子就是你的祖产，那干脆我就还给你，还给他，房子他第二天就把它买了，肯定的，因为他可以买高价。然后买的那个人就不得了了。

　　田炳信：我有钱我修它，等于说是保护了。

　　舒乙：你现在公家占有的，你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始终是一个恶性循环。没有人来爱护它，所以全住坏了。

　　田炳信：只住不修。

　　舒乙：对啊，政策上的问题也导致了毁灭性的打击。加上领导者的思想，我要建新的，新的是我的，高楼是我的政绩，老的东西，明朝的清朝的这怎么是我的！所以你看明明是2008奥运会，它非要提个“新北京新奥运”，你为什么不提“老北京新奥运”？

　　田炳信：能叫“老北京新奥运”就好了。

　　舒乙：因为你从雅典奥运会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家之所以欣赏它，是因为它是个老雅典，没有说“大家一起看新雅典的”，没有，都是看那个神社，都是看以前的那个东西，看多少年前的那个城市。

　　田炳信：对，老古董，都看老古董来了。

　　舒乙：到北京来肯定也是看老古董，肯定是这么回事。

　　田炳信：不看高楼，高楼那曼谷有，东京有，纽约有。

　　舒乙：我曾经接待过一个斯德哥尔摩的老居民，他是驻北京的公使，北京呢，他少说也待了二十年，老了，卸任了，专门跑到图书馆去找我，说要写一篇文章，我说你写什么，他说，我对北京的看法。他说他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可以供北京来学习。他说我是老斯德哥尔摩人，斯德哥尔摩八、九年前跟北京一样到处乱拆，拆到最后啊，剩了很小的一块市中心的老城区，这个大概是0.8平方公里，很小，一小撮，但在最后一秒钟说不拆了，结果就这0.8平方公里就变成整个斯德哥尔摩最棒的地方，也变成瑞典最棒的地方。他说全世界每年有上千万人来看这个老斯德哥尔摩，它的旅游利润占整个斯德哥尔摩税收的百分之六十，他说我特别想把这一经验介绍介绍。

　　田炳信：很好啊，北京还来得及。

　　舒乙：他说我正好在0.8这里头，我的祖宅，原来根本不值钱的，后来国家保护，这祖宅也快成了国宝了，我要是把它卖了就吃大亏了，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办法来保护它，维修它，包括瑞典的首相要进这个地方，也要徒步，有严格规定来保护。他说因为我太爱北京了，所以我就想介绍一下。你把北京的这些老房子修理好了，外观保持原状，里面尽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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