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生产领域，经常依然是不注意自主开发新产品和科研工作，习惯于走以生产总值为龙头的单纯再生产型的老路，其结果由于没有技术后备，很快便会在同行的激烈竞争中败下阵来。在整个资源开发上，基本是利用多，保护少，或者是先开发后治理的主张依旧占上风。这就来了浮躁：谁也不愿意花功夫在可持续发展上，常常将摆脱贫困和避免环境污染对立起来。

　　在职业道德上，常常是因为横向对比而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于是便动起利用职权的种种念头，干出种种腐败勾当来。

　　田炳信：中国是一个正在转型中的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纯种社会转向杂种社会，从简单社会转向复杂社会，从静态社会转向动态社会，从理想社会转向现实社会，这种巨大的地理、观念、价值、道德的转型中，形成了空前的落差，反差。这恐怕是浮躁产生的根源。

　　舒乙：我很欣赏上海人的敬业精神，他们不轻视小利，2分钱的买卖也争取去做，认认真真地去做，就在家门口，不怕丢人，不怕吃苦，而且是自己去做，不推给安徽人、苏北人、河南人或者四川人。他们不当“大爷”。他们不妄想一口吃个胖子。他们绝不是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干，也不是投机取巧，老想着一下子天上会掉下什么馅饼来。这就是平常心态。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绝离不开这个平常心态。

　　田炳信：我们常说信仰，是一个空泛的大词，其实，这是一个浸透在社会每一个细胞中最具体不过的一个小词，常用词。人总要信点什么，不能什么都不信。文革中，最时髦的语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敢想，敢闯，敢干，敢说，那是一个什么都不信的年代。仰，高山仰止，那是一种尊敬、敬畏。人，如果不信不仰，那可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句俗话：人要没有个蛋拽着，还不都上天了。

　　舒乙：信仰是一个全民族的事，但首先是要有知识分子有信仰才行。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必须保持良知，有思考的独立性，能够从大局出发，赤胆忠心，为着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提出批评，提出不同见解，陈谏良策，发扬鲁迅精神，作民族的脊梁。这是知识分子真正价值之所在。社会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需要这样的“士”，需要这样的“德先生”。

　　田炳信：大文化人，最大的品质是特立独行，有独立的思考，有独特的见解，有傲骨，无傲气。其实，在今天这个社会，很多人有傲气，无傲骨。我最近看到一些报道，说你对北京的文物保护提了一些不合潮流的意见，能否讲讲。

　　舒乙：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毛病，很多领导主要想靠这种“新”来显示自己的政绩。这个受过去的毛主席的不破不立的影响，他先破，然后立新的。新的表示有成绩，是我政治方面最大的成绩。这个思想就坏了。

　　田炳信：其实呢，来搞城市建设，就像现在常说的用形式主义的办法来解决形式主义，看似矛盾，其实质仍然是急功近利。前些年，我去过北方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缺淡水，不缺海水。第二，满山遍野全是草，中国人讲种树种草，为什么种草，种草快呀，当年就绿化，当年就见效，你种树那不得长几年。我这个市长下台了，这树还没有长出来呢，你种了几年那个树还没有长大，所以人现在那个浮躁，那个急功近利。以前封建社会讲官不修衙，现在这个官一上来就修衙门修得满大街都是，真是一大怪事。

　　舒乙：他的思想恐怕还是觉得新的是他的政绩，老的不是，老的是前任的。

　　田炳信：保护也不是，维修也不是，就得自己盖新的。

　　舒乙：哎，就得自己干，全变成最新的，他就是觉得新的才是他的政绩。就这么个思想才导致一些领导人的反常行为。

　　田炳信：北京有句老话，“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赛牛毛”。我看到一份资料说北京有街巷胡同六千一百零四条，直接称为胡同的有一千三百一十六条。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文化也是胡同文化。可是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许多胡同、四合院不见了，那北京文化最有底蕴的一块也渐渐地消失了。

　　舒乙：北京的四合院、胡同现在消失的很厉害。我认为，北京的珍贵在于其“老”，而不在于其“新”。北京的“老”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北京的“新”却是充满了共性的。鲁迅先生说过，越是地方性的，越容易走向世界，越容易被世界所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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