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日常生活史学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于德国和意大利。在意大利，日常生活史被称为“微观史学”。80年代初，日常生活史不仅在学术界受到关注，而且走出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进入社会视野。在西欧，无论是文物展览

　　还是成人教育；无论是地方文化发展规划还是大众传媒，都常常包含日常生活史内容，以致有人把日常生活史的出现称为史学发展的“标识性”事件。自90年代迄本世纪初，关于日常生活史理论的论文不断结集出版。德国和意大利发行了日常生活史专业刊物。美国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在1997年出版的《20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设专章对“日常生活史学”予以评介。

　　日常生活史在西欧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在西欧发达国家，从上个世纪后期开始，人们对现代化能否带来“永恒福祉”越来越感到怀疑。面对工业化社会将人们自由选择生活时空的权利碾得粉碎、日益强化的社会理性严重抑制生活多样性的局面，人们突然发现，自古以来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在现代社会已经构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思考。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在质疑现代化的“绝对合理性”的同时，还试图以丰富多彩的大众日常生活解构现代化的“铁律”，用日常生活的多元发展走向来说明，西方的现代化虽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似乎代表着某种发展规律，但至少在生活方式层面具有偶然性和选择性。他们希望在历史中发现“不确定性”和“可变性”，从而重新建立起人们对未来的希望。

　　日常生活史学的出现还与当代西方学术发展趋势有关。在20世纪，越来越多的西方思想家开始关注日常生活，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卢卡奇等人都曾对“日常生活世界”进行过理性观照或价值评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赋予日常琐事以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福柯虽然否认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但是他在对精神病、诊所和监狱演变的历史进行研究后却得出结论：全部现代史以日常生活越来越受到“规训”为特征；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日常生活的哲学思考尤其深入，勒菲弗尔和赫勒都出版了以“日常生活”为题的专著，法兰克福学派则把日常生活视为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

　　文化人类学对日常生活史学的影响更为直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在相对封闭的人群中，衣食住行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而成为习惯，又随着空间扩展和时间延续变为风俗，而风俗的人格化即为社会；所谓文化传统不过是社会的符号表征，它一旦形成即会反过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学几乎全盘承袭了文化人类学的学术理路，只是用“回顾”代替了“平视”，将研究对象从人类学的“初民”换成了历史上的“古人”。像文化人类学赋予研究者相当广阔的解释空间一样，日常生活史学也鼓励史学家放弃“让史料说话”的客观主义治史传统，大胆地进行历史“重构”。

　　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日常生活史是西方现代史学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产物。首先是对历史结构主义的批判。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主要倾向是“社会科学化”，即把人类历史看成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热衷于统计数字，绘制图表，勾勒发展曲线，构筑宏观框架，创制社会发展模型。按照“社会科学历史观”，历史研究应该具有长时段、大跨度的宏观视野，着眼于“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力图从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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