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人类社会的进步规律。日常生活史学者对这种“宏观”史学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史学“科学化”的最大弊端是“见物不见人”，而抽掉了“人”这个内核，任何社会现象都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日常生活史学者指出，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客观存在的“结构”固然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人们的行为，但是个人毕竟保有“自由空间”和“选择余地”，“制度”所留下的这些“缝隙”是藉以说明某些行为差异和社会矛盾的关键。他们认为，在现实的生活中，个人与“结构”、“制度”之类“庞然大物”相距甚远，而家庭成员、邻里乡亲、甚至谈话伙伴却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就这个意义而言，人际交往远比“结构”更能说明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日常生活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不是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是每个人、每个群体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人们公开或掩盖、实施或抑制其愿望的方式，最终说明社会压力与刺激怎样转化为人们的意图、需求、焦虑与渴望，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是怎样接受和利用外在世界的。日常生活史学者认为，空谈“社会结构”，而忽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必然导致对历史规律认识的简单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日常生活史学者批评“宏观史学”，但并不否认后者的存在价值，也不想取而代之，而是将自己的研究作为后者的补充。 日常生活史学的出现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的弊端不仅销蚀了人们的理想和信念，也凸显了理论的贫弱。在这种形势下，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新理想主义等思潮渐渐兴起，历史学则出现虚无主义倾向，其功能被认为只限于文本解读，而不是探明史实。日常生活史学者并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件，包括生活琐事都富于意义，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说明其意义，尽管这种说明未必能够转化为对未来的预见，但毕竟可以形成某种“解释的框架”，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最终深化人们对过去、也包括对未来的理解。日常生活史学所追求的是找到一种既承认知识和理性的有限性，又能建构和解释人类过去的历史学。所以，日常生活史学是经验主义的学问，是唯物主义的学问，这一点可以用日常生活史研究者多半来自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来解释。
经过30多年的学术实践，目前日常生活史已经形成若干研究特色，主要包括：
研究对象微观化。日常生活史学家追求生动立体地再现千姿百态的日常生活，并探究其发生和变化机制，结果必然导致研究对象“微观化”，村落、街区乃至个人常常被视为最合适的研究对象。但是，日常生活史学者特别指出，研究对象的微观并不意味着结论意义的“微小”，以小见大是日常生活史学的真正主旨。
“目光向下”。日常生活史倡导“让史学向历来被忽视的人群敞开大门”、“在小人物群体中探寻历史动因”。日常生活史研究者关注社会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他们对二战中德国下层工人、外籍雇工、犹太人、同性恋者以及吉普赛人的研究、对欧洲近代早期惨遭迫害的“女巫”的研究，不仅在史学界，而且在社会科学界引起了震动和强烈反响。
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领域十分宽泛，以至于对其关注范围只能“软界定”为“日常行为”，包括工作行为和非工作行为两大类。按照这种界定，衣食住行、人际交往、职业与劳动、生与死、爱与憎、焦虑与憧憬、灾变与节庆，都属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内容；而日常行为所牵涉的所有制关系、财产继承、人口变化、家庭关系、亲族组织、城市制度、工人运动、法律争讼等等，也可以作为背景进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范围。
重建全面史。20世纪中叶以来，“全面史”一直是西方社会史学者追求的目标，所谓“全面”是指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但事实上，许多标榜“全面”的史著或是将上述四个因素列为互不相干的四条平行线，或是仅在政治、经济、社会三者之间建立联系，而将文化孤悬在外。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未能准确把握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相互连接的“接点”。而日常生活史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如前所述，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对象是日常行为，而日常行为既有“给定性”又有“创造性”，前者属于内在的文化范畴，后者则体现于外在的社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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