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指的是日本法律对于商业贿赂，不但在刑法中有完整的条文，而且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使其更加具有针对性。例如，针对一些官商勾结，建立关系网的现象，日本刑法设有“单纯受贿罪”。只要有公职，拿了和公职有关的对方的钱，或者开口要求对方给钱，就是犯罪；而是否给对方办事，则在所不论。日本的政府工程竞标是贪贿的一大温床，所以，日本专门制定有“公共工程公平竞标妨害罪”，来处理官员在这种情况下的犯罪现象。这些针对性极强的修正，尽量避免了法律落后于犯罪的情况，随时堵死可能发生的漏洞。

    日本的社会舆论监督，对于防止官员家族性犯罪，更有微妙的作用。首先，日本民众痛恨贪贿行为，因此公众舆论对自己的监督作用十分看重。而东方式官员的特点，又使民众对官员通过家庭谋取私利疑虑重重。于是，每当官员当选，新闻界就会在最快的时间里提供出该官员的亲属关系图来进行发表，连日本首相也不例外。比如任何一任首相刚刚开始任职，新闻界就会公布其曾祖父以下的各家联姻情况和亲属关系图中，从而让首相的社会关系一目了然。而日本新闻界有着狗仔队的传统精神，对公众人物的“骚扰”达到肆无忌弹的程度，首相或高官的车辆被记者二十四小时随时跟踪，其人只要出现在公众场合，哪怕是下车走向台阶的瞬间，都会被记者的问题“干扰”。这种情况下记者为了能听清官员的回答，还会想方设法把耳朵贴近对方的嘴巴。以至于有日本首相曾对记者说：“请你离得远一点，我对你这样的大个子男人没有兴趣。。。”在这种透明度之下，官员即便想进行某种违法活动，其顾虑也较高。

    在这样的九十年代前期开始一系列的政治献金巨案受到揭露，甚至几届日本首相都因为涉及黑金案件而倒台，对整治日本的政界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今天日本社会，商业贿赂的案件仍然层出不穷，形成了公务员形象廉洁，但高级官员不断被抓住黑手的奇特现象。

    究其原因，与日本政界一个特殊的现象有关，那就是“官”与“吏”的严格分开。所谓官吏分开，指的是日本目前的公务员，包括掌管权利的高级官员，和执行具体行政职能的普通公务员。后者受到严格制度的限制，甚至遭到国民投诉都可能丢掉饭碗，所谓日本的政府官员清廉，其实印象就来自于他们。但是具体掌管权利的高级官员，尽管也受制于限制普通公务员的，由于其地位不同，这种约束的作用不大。尽管近年来的严厉打击令其有所收敛，但是其与黑社会，财阀的传统勾结，又使其很难摆脱这条生命线。

    这些高级官员采取的收受商业贿赂形式往往十分狡诈，使法界难以轻易将其处置，例如多次发生过案件发生后官员将责任推诿到秘书身上，而秘书则按照东方“士为知己者死”的原则承担全部责任，尽管大家都知道是怎样一回事，但对受贿官员仍然无法处理。

    最典型的一个案子，大约就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贿赂案。行贿方水谷建设公司总裁水谷功借口庆祝当选，在2005年9月于宴会上向众议员石原弘高提供 2000万日元的“贺仪”。这笔大大超出普通贺仪含义的礼金颇让人困惑，因为作为一个稚嫩的初次当选众议员，实在看不出水谷功这样做有什么理由。但假如看看石原弘高的家庭就让人有所领悟 –石原弘高正是位高权重的石原慎太郎的第三个儿子。而且，此后报道中提供的照片，更揭示石原慎太郎本人也参加了这次献金的宴会!

    这样一个在社会影响很大的案件，却无法处理下去，因为石原父子抛出了石原弘高的秘书令其辞职当替罪羊，结果安然逃脱法律的惩处。

    可见，日本的廉政建设，也不是没有漏洞可钻的，仍然是一个让人头疼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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