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传统文化却被排除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外。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在经过哲学的反思以后，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是摆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稳定的民族文化。说它是稳定的，是因为它有相对的不变性，能够超越时代的限制而延续不断。比如过春节、祭祖。我们说它是传统文化，就意味这一文化具有稳定性和相对的不变性，否则它就不是传统的。历史上存在而今天不存在的文化现象就称不上是传统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从古延续至今的文化，而不只是过去的文化。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不同的民族会形成不同的思想、习俗、道德、政治、宗教和哲学等观念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汇合成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即是以汉族为主体而由多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精神风貌。
　　自然，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从地域上说，有吴越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等等；从流派上说，在先秦有儒、道、墨、名、阴阳、法六家的不同，汉魏以后，又出现儒、道、佛三教的鼎立。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体上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而佛道文化为辅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
　　与世界上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积极和消极的部分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亦有其精华和糟粕。不能只看到精华而看不到糟粕，或者只看到糟粕而看不到精华。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精华和糟粕各居其半，没有轻重，而是精华是主，糟粕是次，精华是根本，糟粕是枝叶。我们的民族在几千年中形成的文化，如果糟粕多于精华，或消极同于积极，那么，我们的民族还算是伟大的民族吗?在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民族文化很糟而民族却很伟大的怪事。正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在主流上是健康、积极、向上的，它才孕育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向上的国民品格。故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而不屈，受尽曲折而后强。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虽然是为人类所创造的，但它反过来却有塑造人、培养人的功能。从根本上说，人类所受的教育，也就是文化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孔子似乎早就认识到这一点。《论语》载：孔子尝独立，其子孔鲤趋而过庭。孔子问道，学诗了吗?孔鲤回答说，还没有呢。孔子说，不学诗，你就无法与人沟通。于是孔鲤退而学诗。另一天，孔子又独立，孔鲤趋而过庭。孔子又问：学礼了吗?孔鲤回答说，还没有呢。孔子说，不学礼，你就无法立身。于是孔鲤退而学礼。诗、礼都是我国古代重要典籍，孔子深知它对于塑造人格品德的重要性，故一再指点孔鲤学诗学礼。《论语》又载，孔子经常说的，是诗、书、礼。又说：如让我多活几年学习易经，我就不会有大过错。所以，诗虽是古代的诗歌，儒家却谓之诗教；礼虽是道德规范的汇编，儒家却称为礼教；易虽是古代占卜的书，儒家却叫做易教。利用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教人育人，这可以说是孔门道德教育，亦即今天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特征。此后的儒家皆继承孔子这一以中国传统文化育人的做法，由是形成了中华民族十分重视以传统文化教人育人的传统。
　　在上一世纪中国大陆忽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时候，在海外倒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在新加坡，政府不仅频频开展“礼貌运动”、“敬老周运动”，还邀集海外专家编写《儒家伦理》，用作中学伦理道德的教材。其主持者刘蕙霞博士在谈到开设这一课程的初衷时说：“新加坡在这二十多年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旧的传统观念被冲淡了，而新的价值观念还未确立起来，加上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外国文化和价值观能够自由传播，容易影响青少年的思想行为。在这种环境里，不少关心年轻人道德观念的人，都深觉年轻人有过分西化的倾向。纠正这种偏差以及加强学生的价值观念，便成为教导儒家伦理的一个特殊任务了。”刘蕙霞博士充分认识到儒家伦理的教化功能，她想通过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去纠正年轻一代过度西化的倾向，以促进新加坡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与新加坡类似的还有日本、韩国等国，他们都不排斥儒家文化，相反都比较注重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与现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矛盾。相反，它可以推进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把中国传统文化排斥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外，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二、排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原因
　　
　　在上一世纪80年代以前，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排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最大理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冲突的。“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论者认为，中西文化差异的实质就是落后和先进的问题，即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古代的落后文化，而西方文化是现代的先进文化，因此中国社会欲求其出路，不能不实行“全盘西化”，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又说：“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收受。”因此要现代化，只能全盘西化。至于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那也是整理归档而已。为此，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
　　“五四”时期胡适一派的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此后的西化论者。1986年，有学者在《文汇报》发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要求十大冲突》一文，列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法观念与现代民主思想的冲突，贵贱等级原则与现代平等原则的冲突，中庸思想与现代竞争原则的冲突，如此等等。在一些学者撰著的《中国文化概论》里，亦不乏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有种种冲突。在港台，更有不少西化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是矛盾的。如此，还不能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吗?还能再用中国传统文化去教育新一代吗?
　　平心而论，“五四”以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育人价值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主观动机也是想使中国迅速进入现代化国家，说他们是“洋奴”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也未尝不爱国。但是在理论上，他们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是产生和形成于封建社会，带有不少对今天来说是糟粕的东西，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类。但是产生和形成于封建时代的文化并不等于是封建文化，即使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文化人，他们的思想，除了反映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的一面外，还有反映我们整个民族的利益和要求的一面。比如，当我们的民族遭受外来侵略时，他们所表达的那种不屈服于强敌，忠于民族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就绝不能说只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而不属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在阶级社会里，既有阶级的对立，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不同思想，但不同的阶级又是生活在同一社会共同体中，又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等同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
　　其二，是他们把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固然，西方国家走在现代化的前列，或者说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率先进入了现代化。但是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的模式并不相同，因为它们现代化所依据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德国有德国的现代化模式，美国有美国的现代化模式，俄罗斯有俄罗斯的现代化模式，亚洲四小龙有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模式。以新教伦理为主导的西方国家能进入现代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亚洲四小龙亦能进入现代化。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这就抹杀了各个国家现代化所凭借的不同社会背景，否认了现代化只是自己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而不是别一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正如一个人要达到健康的目的，只能从本人的身体出发，虚则补，热则散，寒则温，而不能用同一方剂一样。
　　从根本上说，上一世纪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的深层原因，是在于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中国在明代中期以前，无论在经济、科技、文化方面都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像郑和从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的七下西洋，在当时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壮举。这比哥伦布1492年横渡大西洋早了八十多年，比麦哲伦1519年开始的环球航行早了一百多年。但是15世纪以后，中国却落后了。此时英国已进入工业革命时期，而中国却依然以农业立国。逮至鸦片战争前夕，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中国无论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方面，都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时，他们用的是洋枪洋炮，而义和团用以抵抗的，依然是大刀长矛，外加道教的符箓。这又如何能抵抗住联军的入侵?民国以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毛泽东指出：“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几十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这种情况，在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看来，原因是中国古老的儒学和文化造成了社会的滞后。“五四”时期，他们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在当时虽起到振聋发聩的解放思想的作用，但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未能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上探讨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依然是一种文化决定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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