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节日符号是民族在长期历史实存中形成并在特定时日集中展现的相关文化元素的集合，显性地集聚表达了该民族的某些文化特性。本文通过对贵州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考察，揭示出传统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是以三种具体路径来实现的。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探讨了传统民族节日符号在新的历史转折期转型的深层动因。文章认为，国家化和市场化双重力量的交织作用，是传统节日符号转型的基本动力所在。

　　【关键词】贵州；苗族；节日符号；现代转型；动力
　　
　　Abstract：The festival symbols have caming into being in the long-term historical real existing，and they are assembles containing the interrelated cultural elements which emerge and concentrate on some special days，which express som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ethnic group dominantly.This article reveals that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symbols come into being in three concrete routes，accor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ao traditional festival symbols in guizhou.On this basis，this article also inquires into the deep layer cause of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symbols in the new historical luring point period.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at the action of the double interweaveing power between country and market，is the fundamental impetus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symbols.

　　Key words：Guizhou；Miao ethnic group；festival symbol；modern transformation；impetus
　　
　　节日符号作为民族在长期历史实存中形成并在特定时日集中展现的相关文化元素的集合的典型表征，显性地集聚表达了该民族的某些文化特性，其功能与文化一样，展现为对“人类发展的普遍过程”[1]的一种关怀。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许多民族节日符号的原生性解释系统正在发生改变，新的意义和文化元素被不断地嫁接到原有的节日符号之中，使得新的节日符号为了迎合现实的各种需要被不断地建构出来，在不断的言说中，成为“合法”的传统。本文通过对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的考察，冀以揭示传统民族节日符号在新的历史转折期变化的具体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深层动因作一探析。
　　
　　一、贵州苗族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意义分析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居的省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为1333.9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7.85%。其中苗族总人口为429.99万人，约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32.23%，为贵州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就人口规模而言，苗族传统文化构成了贵州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苗族节日作为显性化的民族文化符号，被视为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一般而言，贵州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自然节气与时间记忆的有机结合
　　据统计，贵州省一年中的民族节日达490多个。[2]从时间分布来看，几乎每个月都有苗族的节日。这些节日犹如苗族同胞生活时间链条上镶嵌的珍珠，不仅让他们在年复一年的轮回里找到了日常生活的时间规制方式和时间记忆方式，而且还通过已经记忆化了的岁时节日，来规制自己的生产生活的秩序，从而实现生命的秩序化。如，“插秧门”就是苗族同胞规制时间秩序化的一种体现。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黔东南的苗族便在这天开始插秧，祈愿庄稼茁壮生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苗族的一些支系拓展了对时间的认识，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实现了对时间的记忆和把握，衍生了一些独特的民族节日。以苗族“牯脏节”为例。“牯脏节”是雷山县西江一带苗族最隆重、最独特的节日。关于“牯脏节”的来历，尽管有许多种说法，但该节日特定的仪式程式和内容，虽经上千年岁月的流逝，却仍然比较完好地代代相传了下来。这些苗族同胞通过13年一轮回的特殊方式，在某种更宽泛的意义上完整地记忆了自己的时间，并以这种独特的时间记忆方式，体现着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体的存在。
　　(二)原始崇拜和宗教禁忌观念的存储器
　　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来看，农业文明起源于远古时期人们在采集、渔猎等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物候的观察。自然因其与人类生息相关的天然优势而成为了苗族祖先崇拜的第一个对象。“这些自然现象和外界物体，同人一样能说会道，有喜怒哀乐，并有善恶之分。”[3]崇拜导致了宗教禁忌观念的形成。这样的传统节日，直接体现了苗族先民的原始崇拜和宗教禁忌观念。
　　例如，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为了祭祀“谷神”一年来给人们带来的好收成，而在每年稻谷将熟之际举行“吃新节”；为了祭祀祖先对自己一年生产生活的护佑，而在冬月的第一个卯日举行隆重的“苗年节”。贵阳地区的苗族为纪念传说中抗击官军在喷水池附近遇难的英雄亚努，而于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到喷水池附近聚会，逐渐形成了“四月八”节日。
　　在上述节日中，把曾经为自己民族立下汗马功劳的神话英雄视为自己的保护神，是苗族先民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对自然界拟人化理解的结果，蕴涵了某种古朴的自然崇拜观念；而在“吃新节”前禁止人们在田里收谷子食用，则是“谷神”崇拜导致的禁忌观念的体现。由此来看，原始崇拜正是通过制度化了的节日祭祀仪式或禁忌，符号化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三)农耕经济形态的典型表达
　　以龙里、福泉、贵定一带的苗族“杀鱼节”为例。[4]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九，人们便来到河边，从河里叉起鲜鱼，架起铁锅，烧起大火，煮着鲜鱼，喝着米酒，吹起芦笙，唱着山歌，祭天求雨，祝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从自然环境和苗族先民的生产方式来看，“杀鱼节”的起源及实践，是龙里、福泉、贵定一带苗族的原始经济形态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下的体现。该地区属中亚热带温和湿润气候区，境内江河交错，水系发达，盛产鲤鱼、鲇鱼、青鱼、马口鱼等多种鱼类。在人对自然改造的力量较为落后的情况下，通过采集渔猎的方式直接从自然界获取能量，就成了人们维系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选择。从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采集渔猎的经济形态都曾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区域得到展示，并一度成为人类初期主要的生产方式。当苗族的部分先民来到这个地区，因丰富的水资源所维系的鱼类资源，很可能一度成为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随着人口的繁衍，有限的鱼类资源显然无法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于是，在积极开发水稻等农作物的同时，限制个别人频繁的渔猎行为，而在固定的日子进行集体渔猎，在维持鱼类资源的丰富和平衡的同时，也保证共同体对鱼类资源的可持续需求，就成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切实选择。
　　(四)祈福求愿的多彩画卷
　　综观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往往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出发，或独立延伸，或共同作用。主要流行于黔东南州台江县苗族地区的“姊妹节”，就集中展现了这一文化内容。[5]据《“姊妹节”歌》描述，苗族的先民阿姣和金丹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后彼此爱慕。但两人的爱情，却遭到阿姣父母及族人的反对。阿姣被父母软禁，逼嫁回舅家“还娘头”。阿姣不愿嫁往舅家，就每天借口上山，用她装针线的竹篮偷偷地藏糯米饭送给金丹，相约在野外谈情说爱。两人的爱情最终感动了阿姣的父母和族人，有情人终成眷属。苗族男女青年仰慕阿姣和金丹对爱情的执著，纷纷仿效他们上坡相会，“姊妹节”由此而来。可以说，以青年男女为活动的主角，以邀约情人游方对歌、吃“姊妹饭”、吹芦笙、跳木鼓舞、互赠信物、订立婚约等为活动的主要内容的“姊妹节”，展现了苗族同胞追求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
　　
　　二、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
　　
　　“新的节日符号的创立或对旧有的节日符号注入新的内容是一种外力强加于人的文化，但在实质上，这些符号的创立和改变由于正好符合了活动在具体的现实中的人们的利益而具有了存在的意义。”[6]基此视点，聚焦于现实生活的利益诉求，使贵州不同地区的苗族的传统节日符号，呈现出不同的转型路径：
　　(一)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注入新的现代符号元素和内容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着传统节日符号的原生性解释系统。
　　以台江“姊妹节”的现代转型为例。①如果说存在“原生态”传统节日的话，那么从其分布和保存来看，黔东南台江县的施洞和老屯一带，就是“原生态”的“姊妹节”的典型代表。据有关宣传和当地人的反映中，这两地是该节日的发源地。[7]解放初期，一些学者曾经在施洞镇的巴拉河村对“姊妹节”做过调查，结论是该节日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妇女们去捞鱼，杀鸡、鸭，买肉，在一起做饭吃；另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就是游方。”[8]
　　如果说，传统“姊妹节”符号主要指称的对象是农业时代交通闭塞、交往困难的苗族青年男女，节日为青年人恋爱交往提供了可行的渠道，参加“姊妹节”的目的就是为了喜结良缘，那么，在现代旅游业的冲击下，特别是“姊妹节”作为当地政府部门“全面整合和提升旅游资源和旅游品牌”[9]的一种选项后，“姊妹节”符号的指述功能、表现功能和交互功能都由于政府部门的主导而发生了变化。尽管这一节日延续了“姊妹节”的指称符号，但却在各种媒体不断的言说中，俨然成了“东方情人节”；而参加“姊妹节”的对象，也由特定的苗族青年男女泛化到所有的游客；五颜六色的香喷喷的“姊妹饭”，不再是情窦初开的女青年为了送给自己的意中人的食品，而是当地“农家乐”的老板制作后售卖给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除了“农家乐”或当地政府组织表演给游客欣赏外，曾经被游方深情吟唱的情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渐衰微，男女青年成双成对向自己的意中人倾吐心声的盛况已经不再，源自音像店的飞歌、情歌弥漫在整个节日的天空；由政府组织的踩鼓、斗牛、赛马、唱苗歌、苗族银饰服装表演、计划生育知识竞赛、“两基”教育验收宣传等活动成了节日新的亮点。
　　(二)把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嫁接到既存的传统节日符号中，使得传统节日的原生性解释系统出现了局部变化。
　　以黔东南雷山县西江“苗年节”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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