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矛盾性，即一方面希望女性性开放，一方面又用传统的道德尺度对其进行批判。在都会主义作家看来，唯有性开放的女性，才会无所顾忌地与男性自由自在的交往，才有可能碰撞出真爱的火花，并且双方都用不着负道义上的责任，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与此同时，他们又无法摆脱传统性道德的潜在影响，性开放、性自由的都市女性往往被其有意无意地视为荡妇淫娃而送上道德的祭坛。在刘呐鸥的都会主义文本中，那些摩登的都市女郎，无一例外地都指向唯一的代码——性。《游戏》、《热情之骨》（刘呐鸥）、《Modern Girl》（徐霞村）、《陷阱》（徐）与《回力线》（黑婴）等小说不约而同地都运用了“薄情女子痴心汉”的叙述模式，尽管都市女性的风情与韵致使“痴心汉”们流连忘返，然而，在此，她们依然只是作为人欲横流、爱情不再的罪恶都市的载体而难逃都会主义作家们的道德审判。
都会主义作家在对待都市女性的态度上，不仅具有个人矛盾性，而且具有群体矛盾性。他们有的对女性怀有歧视，有的则寄理想于东方女性。如刘呐鸥对女性即是极度歧视的。他笔下的都市女性，大都是“性欲的极化”。刘呐鸥在文本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偏见与歧视，与他不幸的婚事密切相关，同时中国传统迷信中的男性根深蒂固的“荡妇”情结也为他的“女性嫌恶症”提供了思想基础。在以“万恶淫为首”、“女人是祸水”为千古训条的文明古国里，“荡妇”形象却层出不穷，这一颇为微妙的文学现象，究其根源，则是男性社会霸权与话语霸权在文学上的具体体现。流风所及，刘呐鸥当然也未能免俗。刘呐鸥虽然极度轻视女性，他心目中仍然有着自己的理想女子。在对女性歧视的同时，却又寄理想于婉约优雅的东方女性，刘呐鸥对待都市女性的矛盾态度是值得深思的。典型的纨绔子弟穆时英，心目中的最高女性形象却是颇具传统古典风范的玲子。与刘呐鸥不同，穆时英对生活在都会最底层的女性都市飘零者，更多的是同情与怜惜，而不是恣意贬斥。他笔下的都市女性，是以舞女为核心的一组群像。舞女生活中无边的凄凉孤独与透彻骨髓的寂寞无助，以及舞厅里疲倦感伤的调子与疲倦落寞的舞娘，激起了穆时英深深的身世之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然而，他毕竟未能跳出传统的窠臼，未能开掘出她们心灵深处的丰富内蕴，他文本中的都市女性依旧是男性作家笔下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哀怨自怜，面影模糊。似乎这些女性最大的幸运便是嫁一个知冷知暖的如意郎君——黑牡丹命运前后戏剧性的转换便足可为证。显然，事实决非如此简单。家，也许只是囚禁都市女性的另一个牢笼。作为一位男性作家，传统“菲勒斯中心”神话对他的创作不可避免地会有某种潜在的影响，穆时英对此有意无意地回避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可见出他对都市女性观察的浮泛与表面化。
以擅长心理分析而著称的施蛰存，其对都市男女的描写也是别具一格的。他大都从心理分析入手，对他们复杂隐秘的情感活动进行独到的描写。施蛰存的都会主义小说，总是或隐或显地散发出江南小镇的水乡气息。在以快速、高效、多变为显著特色的都市人生画卷中，施蛰存所关注和描绘的却是那种慢节奏的、带有某种诗意的朦胧意境，乃至一段支离破碎、迷离恍惚的心理流程。他所描绘的人物、情境、故事似乎常常是超脱于都市生活之外的:人物往往骨子里是传统守旧的;情境更容易让人联想到苏杭等地的江南风光;故事则更接近于江南小镇中日常上演的悲喜剧，而较少现代都会色彩。在《春阳》、《梅雨之夕》和《雾》三篇都会主义小说中，主人公婵阿姨、“我”以及素贞姑娘，在经历了一系列稍稍逸出常轨的心理历程之后，依然遵循现实的老路，退守到传统的壳里。阅读施蛰存的文本，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婚恋观是亦新亦旧的，即在基本认可传统婚恋伦理的大前提下，再融进某些现代质素。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婵阿姨、“我”与素贞姑娘都是亦新亦旧的人物，他们都接触过现代文明，同时骨子里又都是传统守旧的，就算思想行为偶尔稍为出轨，也会马上自觉不自觉地回到“正道”上来。耐人寻味的是，施蛰存的都会主义小说总有一个让人觉得怅然若失的结尾:结局远不是圆满的，美丽的幻想一经现实的烛照，便烟消云散，人们除了照原样活下去之外，别无选择。
四、现代都会主义文学的传统文化渊源与心理基础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先锋性的文学流派，都会主义文学却迥乎常情地弥漫着抹不掉的传统情调氛围，这一现象自有其文化渊源与心理基础。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其传统文化骨子里就是一种乡土文化。在地理环境上，中国三面崇山峻岭，一面浩瀚重洋，使得交通工具不发达的中国人安土重迁。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结构来看，科举制度将许许多多生长于乡村的优秀知识分子或集聚京城、或星散各地为官，使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成为传统士大夫的一种典型心态。这种乡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变迁与发展，变得圆融自足，精致烂熟，对外来文明具有强大的同化性。在西方文明以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上海这一大商埠时，外来文明同时也受到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浸润与同化。最终能在中国生根并结出丰硕果实的文化，必定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某种相通之处。
从地域上来说，都会主义文学的摇篮上海，是众所周知的“十里洋场”，是充斥着声色刺激的地地道道的现代化大都市。然而其主要人口构成却是江浙人。他们带来的吴越文化对上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于斯长于斯的都会主义文学自然要秉承吴越文化的某些要素，这是毋庸置疑的。吴越文化中的农商传统（从农则安土重迁，从商则求通求变），使都会主义文学在比较容易地走向现代化的同时，拖着一条长长的守旧的尾巴;而都会主义文学无所顾忌、恣情纵意和善于采纳百家的态度，也都能从吴越文化的叛逆性与兼容性并存的特质中找到文化渊源。此外，江南文人兼具“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这与都会主义作家在精神气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二者之间显然有着血脉相连的承传关系。
都会主义文学中潜藏的传统情结，不仅可以追溯其文化渊源，其产生的心理基础也是不可忽视的。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都会主义作家群体往往被视作在都市中寻欢作乐的浪荡子。从纯粹传记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生命形态的特点似乎已有定论;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现代都市生存中浪荡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现代象征主义鼻祖波德莱尔曾经说:“一个浪荡子绝不是一个粗俗的人。如果他犯了罪，他也许不会堕落……请读者不要对轻浮的这种危险性感到愤慨，请记住在任何疯狂中都有一种崇高，在任何极端中都有一种力量。”“他们（指浪荡子——引者注）同出一源，都具有同一种反对和造反的特点，都代表着人类骄傲中所包含的最优秀成分，代表着今日之人所罕有的那种反对和清除平庸的需要。”“浪荡作风是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浪荡作风是一轮落日，有如沉落的星辰，壮丽辉煌，没有热力，充满了忧郁。” ⑨ 波德莱尔的这一段话为我们公正、客观、历史地看待都会主义文学创作群体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确实，浪荡不等于堕落，颓废也并非沉沦，尤其是在审美的意义上，它们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事实上，都会主义文学代表作家如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等人，都是典型的二重人格者:一方面其个人生活方式放荡不羁、风流成性，常在纸醉金迷的各种娱乐场所出入，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事业、对艺术又都有着自己的严肃追求。刘呐鸥不遗余力地向中国文坛介绍并引进现代主义文学（主要是都会主义文学），并且几次自筹资金创办文艺刊物。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示范与扶持下，真正的都会主义文学才得以诞生。穆时英则对艺术技巧有着狂热的追求，他在都会主义小说创作中所取得的较高成就，已为世人所公认。叶灵凤编辑的两种杂志《现代小说》与《文艺画报》，对介绍当代欧美和俄国作家的作品以及文坛动向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说古代那些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文人们放浪形骸、遁迹山林是与他们的艺术追求融合在一起的话，那么，深受“世纪末果汁”哺养的都会主义作家们徜徉流连于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中，其目的也是要在都市律动的感应中建立一种新的艺术追求。当然，这种艺术追求远远谈不上是治国安邦的伟业，然而它们无疑与传统的文人情结一脉相承。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民族心理定势，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潜在影响，以及施蛰存等人无偏无党的文学立场，上述种种，都注定了中国都会主义作家不可能在文学现代化的路上走得太远，不可能像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在反叛传统方面来得那么彻底;同时也宿命地决定了现代都会主义文学先锋性与保守性相互杂糅的美学特征。
注释
①派克:《The lmage of City in Literature》，第32页。
②李书磊:《都市的迁徙》，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③鲁迅:《〈十二个〉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9页。
④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页。
⑤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⑥引自1926年11月10日刘呐鸥致戴望舒信，收入孔另境《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页。
⑦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页。
⑧茅盾:《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⑨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0、501、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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