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经》篇“切详”《春秋》之义，提出十二未谕、五虚美，批评《春秋》的缺失：

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贤人君子，靡惮宪章。（“其所未谕三也”）

夫子之修《春秋》，……其间则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或沿或革，曾无定体。（“其所未谕九也”）

《春秋》记他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而不以告败，君弑而不以弑称。……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其所未谕十二也”）

自夫子修之《春秋》也，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本国之杀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录，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无乃乌有之谈欤？（“其虚美三也”）[7]

从这些论述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知几是在为探索历史的真实而怀疑儒家经典。

与“惑经”同时，刘知几还以一个专篇――《申左》，用《春秋》三传较其短长：“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造成《公羊》、《谷梁》二传“五短”的原因，主要是二传依经为主，故求其本事则太半失实。而唯有《左氏》实录，才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

尽管刘知几表现出“惑经”的倾向，但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唐代前期《五经正义》的樊篱，解《春秋》还是以《左传》为主。

二、社会变动引出的“思想危机”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的铁蹄、八年的战乱，彻底粉碎了唐朝君臣、士大夫们的“风流温柔乡”。当人们从迷梦中清醒之后，发现贞观、开元那样的“治世”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央皇权削弱，藩镇割据形成。政治危机导致“思想危机”，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作为官方思想基础的经学的更新问题。

安史乱后，思想观念的最明显变化是，社会普遍接受自印度传入中土数百年的禅宗思想，使之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

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在中华大地传播了几个世纪的禅宗思想，终于在安史之乱后遇到了适合它的“时代心理”。贞观、开元“盛世”，整个时代的心理基调是开放、豪迈、热情、向外的，充满生机和自信。那时，佛教彼岸世界的诱惑力只限于下层贫困百姓，在思想文化领域尚未引起多大兴趣。但当“盛世”一去不复返的现实摆在了眼前，再去回顾过去的美好世界时，强烈的反差使大多数士大夫产生出难以平复的失落感。

以中国士大夫的人生哲学而言，普遍存在两个既相背离又相联系的方面，即入世与出世、进取与隐退、杀生成仁与保全天年。当社会、时代为其创造了进取的条件，创造了理想追求与欲望满足的可行之路时，儒家人生观的积极面便占据主导地位，自信、向上。相反，则消极、退隐，以求保全自己，陶醉于有限的自我满足中。更何况，老庄哲学中早就包含着退让、自隐、追求自在适意的人生观。如今的巨大失落感，使大多数的士大夫都在寻求内心空白的填充剂。佛教彼岸世界便成为他们寄托心灵、获得解脱的最佳境界。“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佛教获得了渗入士大夫阶层的心理基础，尤其是禅宗南宗的“顿悟”说更加投合士大夫们的心意。南禅宗固然也要人们禁欲，但并不严格。相反，它既不坐禪，又不苦行，也不念经，只不过是一种精致高雅的生活。说白一点，既允许在此岸尽享声色伎乐，又发给先登彼岸的入场券；既可兰若谈禅，又能坐朝论政。因此，“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氏，皆慕心向道。”[8] 佛教典籍作如是说，世俗著述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新唐书·五行志二》也这样写道：“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即使顔真卿那样“舍身取义”的忠烈之臣，虽然自称“不信佛法”，但也承认自己“好居佛寺，喜与学佛者语”。德宗时，宰相齐映、赵憬等，与禅宗马祖道一、百丈怀海一系的高僧来往密切，“或师或友，齐（映）亲执经，受大义为弟子”[9]。

不过，此时士大夫们对禅宗多是盲目崇拜，尚未真正领悟其指归。有的甚至对佛教是什么也没弄清楚，见菩萨就顶礼膜拜，是佛就信。

在佛教特别是禅宗思想迅速渗透到中唐士大夫阶层的同时，关于传统思想文化的研讨出现了多元的趋势。宪宗时，李肇对代宗以来的学术变化有过一段简要概述，表明各专门之学的发展：

大历以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赵匡、陆淳《春秋》，施士丏《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苣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余地理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乂，历算则董和，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10]

其中，啖助、赵匡、陆淳《春秋》学，后面详叙。“兵赋则杜太保”，指杜佑所撰《通典》。“氏族则林宝”，乃林宝所撰《元和姓纂》，是一部姓氏谱。苏冕“缵国朝故事”编为《会要》40卷，书虽失传，但基本内容都被采录入《唐会要》一书。贾耽的地理书，只有残篇传世。

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代宗到宪宗之际，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如经学、社会学（杜佑《通典》）、地理学、历史学、姓氏学以及天文、历算等，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甚至是突破性的进展。这应当说是社会变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在新观念的带动下促进学术文化发展的结果。

经学研究，除《春秋》而外，仅知施士丏、仲子陵的成就“最卓异”。施士丏（又作匄），“兼善《左氏春秋》”，后来唐文宗以其为“穿凿之学，徒为异同，但学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仲子陵治《礼》，“以文义自怡”[11]。从上述对此二人的评语看，显然都是重义理的。由此可以认为：自代宗始，经学研究出现新趋势，普遍脱离此前的章句之学。官方经学思想，即官方统治思想的基础，正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

宪宗时的学者刘肃大为感叹地说：

贞观、开元述作为盛，盖光于前代矣。自微言既绝，异端斯起，庄、列以仁义为刍狗，申、韩以礼乐为痈疣，徒有著述之名，无裨政教之阙。圣人遗训，几乎息矣。[12]

“圣人遗训，几乎息矣”，正是当时官方统治思想“危机”的写照！

安史之乱长达8年，战乱终告结束，最高统治集团开始反思。

最初的反思，是从一年一度的贡举制度入手的，亦即从思想教化方面寻找致乱的原因。礼部侍郎、主考官杨绾以为：“国之选士，必藉贤良。盖取孝友纯备，言行敦实，居常育德，动不违仁。”“夫如是，故能率己从政，化人镇俗者也。”而近世“争尚文辞，互相矜炫”，“其道弥盛，不思实行，皆徇空名，败俗伤教”。“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垂训。”其结果，使“太平之政又乖矣”。为此，主张“依古制”，县令察孝廉，取德行著于乡闾、学业知经术者，荐于州；刺史试其所通之学，送于尚书省。朝廷择取贡士，必通一经，对策皆“古今理（治）体及当时要务”，上第即授官，中第得出身，下第则罢归。杨绾希望，“数年之间，人伦一变”，使“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认为“教人之本，实在兹焉。”这是试图以科举取士为导向，用以维系不断受到冲击的统治思想。

代宗认为这的确是思想领域内的重要议题，便下诏诸司通议。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等所议，与杨绾颇多共同之处。贾至的奏议，最具代表性。其议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则文与忠、敬，皆统人之行也。”“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辞以观行，则及辞也。”如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接着，便将“浮艳”取士之风与治乱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

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者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13]

在这一关于科举制度的辩论中，普遍感到了“末学驰骋，儒道不举”的状况。因此，大都主张改变有“诱导之差”的“取士之术”，恢弘儒教，复振经术之学，使“礼让之道弘，仁义之道著”，“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

然而，思想文化问题并不像杨绾、贾至等人想的那么简单，已经实行了一个半世纪的进士科举，岂是一道诏命可以废止的！改变“末学驰骋，儒道不举”的现状，更不仅仅是科举取士有“诱导之差”的问题。试图通过科举取士来“诱导”风化，恢弘经术，复振儒学，议论虽佳，却行不通，最终不了了之。不过，这一番争论对当时的思想界还是有所影响的。啖助在“集三传，释《春秋》”时，与贾至关于夏、商、周三代之政尚忠、尚敬、尚文的说法，是前后呼应的。

终代宗之世，最高统治集团确实感到官方据以为基础的儒学、经学受到“末学”的剧烈冲撞，出现危机。但是，如何摆脱这种思想“危机”，却处在困惑之中。

三、《春秋》新学的兴起

当朝野上下普遍有感于传统思想日渐衰微之际，远离京师的东南一隅悄然出现了一个小人物的《春秋》经、传研究。数十年后，终于形成颇具影响的学派，占据了中国经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一席。

前文所引李肇叙代宗大历以后“专门之学”，有“啖助、赵匡、陆淳《春秋》”，便是中唐兴起的重要学派。

关于啖助等研究《春秋》经、传的情况，最早、最详细的记述便是经陆淳（后改名陆质）整理的《春秋集传纂例》卷1所收《修撰始末记》。

啖助（724－770），字淑佐，祖籍赵州，后徙关中。玄宗末，客居江东。恰逢安史之乱，不得还归中原，遂以文学入仕，为台州临海尉，又调润州丹阳主簿。任满之后，在家著述。“始以上元辛丑岁，集三传，释《春秋》。”上元辛丑岁（761），正当安史之乱第6个年头。上一年年底，浙东一带还有过“刘展之乱”，攻占润州、升州等地。藩镇跋扈，祸乱不断，对形成其思想学说，有着直接影响。啖助“集三传，释《春秋》”，前后历时10年，“至大历庚戌岁（770）而毕”。此间，陆淳从学于啖助。就在集释即将告成的这一年，赵匡自宣歙观察使府往还浙中，途经丹阳，“诣室而访之（啖助），深话经意，事多响合。期返驾之日，当更讨论。”不想啖助竟与世长辞，年仅47岁。啖助逝后，陆淳“痛师学之不彰，乃与先生之子异，躬自缮写，共载之以诣赵子。”[14]

赵子，即赵匡，字伯循，天水人，为宣歙观察使陈少游幕府，累随镇迁转。此时，赵匡正随陈少游赴浙东观察使任。先前相约，与啖助“当更讨论”的“经意”，如今只能由赵匡来进行“损益”增删了。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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