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自孙复、刘敞再倡《春秋》之学后，“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值得注意的是，高度评价中唐新起《春秋》学，宋、元理学大师几乎是一致的。请看：

劭子（雍）曰：《春秋》三传而外，陆淳、啖助可兼治。

程子（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

朱子（熹）曰：赵、啖、陆淳皆说得好。

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33]

理学大师们的评价，何以与宋祁为代表的批评如此相悖？除开社会背景及各自看问题的角度等因素外，主要应从啖助、赵匡集传《春秋》、取舍三传的内在蕴含去寻找原因。而经学评论者们大都无视这一关键性的环节，只注意其对传统的义疏章句的变异，因而斥之为“穿凿诡辨”。相反，理学大师们则都很看重其内在蕴含与理学的相通之处，因而评价甚高。啖助、赵匡学说中，有两个取舍、损益的基本标准――“理”与“教”。关于“教”，前面已论说。

关于“理”，啖助是这样提出的：

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若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34]

赵匡在说“教”的同时，同样谈到“理”：

至于义指乖越，理例不合，浮辞流遁，事迹近诬及无经之传，悉所不录。[35]

对于“理”这个概念，啖助、赵匡并无专门的解释，但从其论说中是完全可以寻得其蕴含的，即“尊王”。以此注经、取舍三传，则为“理通”；反之，则为“理不通”。这个“尊王”的“理”，与其“明王道”的宗旨是相一致的。新经学提出的“理”，旨在“尊王”，“正以大一统”。韩愈提出的“道统”之“道”，用以维系“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间的伦理关系，其核心在“君臣”大义上。新经学提出的“教”，前已叙，强调“忠道原情”，重在伦理道德。韩愈也提出“教”，强调正心以修、齐、治、平，实际上仍然是教人们奉“平天下”者为至尊。啖助、赵匡提出的“理”与“教”虽然不如韩愈细致，但其内在联系是十分自然的，彼此相通的。由此，新经学与道统说之间便埋下趋于合流的伏线。这就是宋初石介等人为什么会在接受《春秋》新学舍传求经、尊王攘夷思想的同时，又成为韩愈之后、二程之前“发明一个平政底道理”的“第一等人”[36]的原因所在！

五、几点结论

通过上述考察，除开其“从宜救乱，因时黜陟”之旨影响久远而外，可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其一，中唐《春秋》学结束了自汉至唐三传鼎立的局面，“变专门之学为通学”。从此，治《春秋》不再拘守三传。由《春秋》经学的变异影响到其他四经，传统的“五经”到了宋代都被重新解释。经学完成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变，其明显的转折点始自中唐新起的《春秋》学。

其二，中唐《春秋》学以其“理”与“教”同韩愈“道统说”相通，经宋初石介等人使二者合流，推进了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这正是理学大师们普遍首肯啖助、赵匡、陆淳学派的根本原因所在。反过来说，中唐《春秋》学在官方思想开始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刻，以其独有的个性特色成为此间关键性的重要环节。

其三，此前《春秋》学中所包含的“史之贵实”的精神，在这次经学变异当中遭到了严重的践踏。其后，史学著作渐渐趋于“空言义理”，“舍人事而言性天”。“尊王”的“理”被推奉到无以复加的高度，维护了专制主义的大一统政治实体，却是以牺牲唐代前期那种开放、豪爽、热情、外向的时代心理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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