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淳（？－805），字伯冲，吴郡（今江苏苏州）人。陈少游镇淮南之后，大约因赵匡的关系，知其有才气，遂辟为淮南从事。这样，赵匡、陆淳二人便可以随时随地切磋《春秋》经、传。赵匡一面因啖助学说而加“损益”，陆淳则一面“随而会纂之”。“至大历乙卯岁（775）而书成”，即今天所见《春秋集传纂例》10卷。随即，陈少游又荐之于朝廷，诏授陆淳太常寺奉礼郎。陆淳入朝后，“累迁左司郎中，坐细故，改国子博士，历信、台二州刺史”，与韦执谊相友善。此间，另撰《春秋微旨》3卷、《春秋集传辨疑》10卷，阐发啖助、赵匡学说。顺宗即位，韦执谊为相，征陆淳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为避皇太子名讳，改淳为质，史书称其为陆质。陆淳与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吕温、李景俭等结为“死友”，参预了王伾、王叔文发动的“永贞革新”活动。

啖助的学说，起初几乎不为人知，历经30余年，始由陆淳而闻名。细论起来，这一学派的形成，首创其说者推啖助，充分发挥者为赵匡，整理推广者是陆淳。三人之间，啖助、陆淳为师生，赵匡、陆淳为益友。这有吕温代陆淳所写《代国子陆博士进<集注春秋>表》（宪宗）为证：“以故润州丹阳县主簿臣啖助为严师，以故洋州刺史臣赵匡为益友。”[15]前引陆淳《修撰始末记》，亦只称啖助为“先生”，而呼赵匡为“赵子”，赵匡与陆淳显然没有师生关系。两《唐书·陆淳传》以陆淳师赵匡、赵匡师啖助，实是一大谬误！

先前官方颁布《五经正义》，其中《春秋正义》只尊《左传》。科举取士，明经科以《春秋左氏传》为大经，以《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16]当时学子，则仅知有《左传》，不闻有公、谷；多知《左传》史事，少闻《春秋》义理。但当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形成，社会现状恰似孔子所处时代――“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如果再尊《左传》，岂不等于承认诸侯可以挟天子的历史。这是中唐以来最高统治集团极不情愿，也最担心的事情。事实虽然不能夠改变，但又不允许其成为“以下犯上”的历史“根据”，就得另外想出一种新的说法来。好在这样的说法，老祖宗那里早就有过。解《春秋》，自西汉以來就一直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而公、谷两家不说史实，只谈义理，正可以从中发掘适合需要的“根据”。在这种背景下，啖助不仅亲身感受到安史之乱的祸害，还目睹了浙东刘展的反叛，决定通过史实与义理的对照，重新阐释《春秋》经意。

啖助“集三传，释《春秋》”的基本原则是：

《老氏》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径。”信矣！故知三传分流，其源甚同，择善而从，且过半矣。归乎允当，亦何常师。

予辄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阙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浃洽。尼父之志，庶几可见。疑殆则阙，以俟君子。[17]

这里引用《老子》之言，表明“三教”融合在此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集传”《春秋》，“择善而从”、“取长补短”，实在是要为《春秋》学注入新的生气。

《春秋集传纂例》10卷，将三传所记大小事件，依所订“义例”进行取舍后，按问题分类，再以时间先后重新编排，恰似一部分类的“春秋大事纪”，集中了啖助、赵匡学说的精华。

《春秋集传辨疑》10卷，主要记录啖助、赵匡二人对三传有关笔法、褒贬以及地名的考察、攻驳之言，以赵匡之说居多。

《春秋微旨》3卷，为陆淳本人的著述。先列三传异同，间或用“啖氏曰”、“赵氏曰”断其是非，但主要用“淳闻于师曰”的形式发表本人见解。他这样表述自己编著《春秋微旨》的目的：

其有与我同志思见唐虞之风者，宜乎齐心极虑于此。得端本清源之意，而后周流乎二百四十二年褒贬之义，使其道贯于灵府，其理浃于事物，则比屋可封，重译而至，其犹指诸掌尔！宣尼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矣。”岂虚言哉！[18]

如此借重孔子之语以自况，用以表达他个人抱负！

这三部书传本较多，但缺系统整理。以翻阅方便而言，“玉玲珑阁丛刊”、“古经解汇函”及“四库全书”等都同时收录了这几部书，可任取一种了解其详。由于三部书的内容庞杂，现将其基本观点和主要贡献归纳如下。

（一）新解《春秋》宗旨

《春秋集传纂例》的第一篇就是《春秋宗旨议》，明确指出：“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传无文。”由于后学各立一说，各执一词，以致众说纷纭：说《左氏》者（如杜预），“以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礼丧，诸所记注，多违旧章，宣父因《鲁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言《公羊》者（如何休），“则曰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解《谷梁》者（如范宁），“则曰平王东迁，周室微弱，天下板荡，王道尽矣。夫子伤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对于这种种说法，啖助认为：

吾观三家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指？可谓弘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

通过对照《春秋》，比较三传，啖助提出新的说法：

予以为《春秋》者，救时之弊，革礼之薄。……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欲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礼之失也。

……

是故《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故曰救周之弊，革礼之薄也。

这一关于《春秋》宗旨的论述，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从宜救乱，因时黜陟”。

在“三纲废绝、人伦大坏”的“季世”，唐尧、虞舜之化难行，但“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应当“从宜救乱，因时黜陟”。

啖助依《公羊》之说，认为《春秋》“救周之弊，革礼之失”在“变周从夏”。而赵匡并不完全同意啖助的这一看法，却又发挥了啖助“以权辅正”思想，更加明确地提出“经”与“权”、“常”与“变”的认识：

啖氏依《公羊》家旧说云：“《春秋》变周之文，从夏之质”。予谓《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兴常典也，著权制也。[19]

所谓“循理守常曰道，临危制变曰权。”郊庙、丧纪、朝聘、蒐狩、婚娶等，是常礼常典，“违礼则讥之”，不违则不书。对于“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者，则需要通权达变，即所谓“著权制”，也就是因时制宜。赵匡一面引孔子的话“可与适道，未可與立；可与立，未可与权”[20]来证实他的看法，一面着重孔子掌握权变的原则，即“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然则圣人当机发断，以定阙中，辨惑质疑，为后王法，何必从夏乎？”社会发生变化，必须通权达变，但又不能随心所欲，应该“裁之圣心，以定褒贬”，即用“圣心”所“穷”《春秋》之“精理”，达到“从宜”、“因时”救乱的目的。所谓“精理者，非权无以及之”者，是说要穷尽“精理”，非通权达变不可。最后，赵匡用了一个更加简明而形象的说法：“《春秋》者，亦世之针、药也。”把《春秋》视为救治社会病症的针、药，一则以礼仪制度（常典）防备社会病症，二则以《春秋》“精理”（权制）因时救治社会病症。

2．“因史制经，以明王道”。

啖助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伤主威不行”，所以要“首王正以大一统”。其“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矣高矣”，尊王的宗旨十分明确。对于董仲舒、何休等人“黜周王鲁”说，啖助用怒责的语气斥之为“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啖助集注经、传的最高准则是为了“尊王”，企图以“尊王”这个“理”来进行说教。赵匡进一步归纳《春秋》救世的宗旨说：

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如斯而已。[21]

就是说，要通过历史来“举三纲，提五常”，以此为“彰善瘅恶”的准则，实现“尊王室，正陵僭”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尊王室”并非专指“尊周”，因为周道“不足为盛”。赵匡的“尊王室”，是将“王室”作为更高的境界来理解，是高于殷亦高于周的。由此，也就划清了与杜预所说《春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的界限。针对安史乱后皇室衰微、藩镇强大的局面，赵匡更是多有发挥。《春秋》中齐桓、晋文之霸，盟会侵伐，三传皆无义说，赵匡多所“损益”。如书中《盟会例》篇赵匡云：“王纲坏，则诸侯恣而仇党行，故干戈以敌仇，盟誓以固党，天下行之，遂为常情。若王政举，则诸侯莫敢相害，盟何为焉？”

3．“立忠为教，原情为本”。

啖助在论《春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宗旨时提出：

夏政忠，忠之弊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唐虞淳化，难行于季末；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

啖助引用孔子的这些言论，其用意很明白，周的礼乐法度（文）过于繁琐（僿），多流于形式，徒具虚文。例行公事的人，并不一定具备忠心和诚意。孔子修《春秋》是在维护正直忠纯，但同时又能够留意权变；希望恢复礼治，但又不太违背人情；虽然唐虞已不可复，夏代或许还可以相继。因此，应当摒弃形式，提倡内心的忠诚，即所谓“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这才是行为的最高准则。所谓“立忠为教”，即要树立“忠道”以行教化；“原情为本”，是说“忠道”本原于人的情性，要从根本上做起。

啖助、赵匡在以《春秋》大义为唐代立法时，取舍三传尤其注重“立忠为教”的“教”字，提出：

其辞理害教，并繁琐委巷之谈，调戏浮侈之言及寻常小事不足为训者，皆不录。…… 若说事迹，虽与经相符而无益于教者，则不取。

反过来，即使是“无经之传”，只要有“因会盟、战伐等事而说忠臣义士，及有谠言嘉谋与经相接者”，也都“略取其要”。[22]

至于陆淳，为了“立忠为教”，提出“以讳为善”的说法。经文中，僖公二十八年有“天王狩于河阳”的记叙，《左传》引孔子语批评晋侯“以臣召君，不可以训”。陆淳则说：“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义，则晋侯请王以狩，忠亦至矣。”“原情为制，以诚变礼也。”就是说，通过其心理动机（“原情”），达到宣扬“尊王”和“忠”的目的。由此，他主张：“凡事不合常礼，而心可嘉者，皆以讳为善。”[23]社会历史有其复杂性，人们行为的动机和效果有时不一致，对其评判不应简单化。“不合常礼”的事应加批评，但在特殊情况下，出于“忠”心所做“不合常礼”的事，则应“以讳为善”。这是对其“忠”的肯定，即所谓“原情为本”、“立忠为教”。

上述各主要观点的形成，都可以归结到啖助对《春秋》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上，这就是：

《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礼，必然矣。[24]

上千年来，三传释《春秋》都以周代礼法为准则。就历史事实而言，孔子确曾强调过“吾从周”，《春秋》书中表现出的倾向无疑也是这样。但安史乱后，藩镇此起彼伏，如果讲《春秋》按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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