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乱后，《春秋》学作为一个学派，首先从这一体制问题入手，形成较为系统而特点鲜明的思想学说，这已无庸置疑。但其为维护经典的“神圣”地位另强加“新意”的做法，似乎并没有使经典“神圣”起来。

（二）考三家得失，开疑古之风

自汉至唐，解《春秋》采三传者，如郑玄、范宁等，都专主一家。啖助、赵匡解《春秋》则不同，其超越先前各家认识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考三家短长”。

啖助认为，古代著述最先出自口耳相传，后来才逐渐形成文字。三传出自口传，后来著于竹帛，并以各家口传的祖师命名。《左传》对于周、晋、齐、宋、楚、郑等国记述详，是因为左氏曾得“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同时，广采各种文献，如子产、晏嬰等人家传以及卜书、梦书、占书、纵横、小说家言，汇集一书。由此，形成《左传》的两大特点：

特点一，“叙事虽多，释义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

特点二，“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

另一方面，则由于“作传之人，不达此意，妄以附益，故多迂谈”，而后来解释《左传》本末之人，更加牵强附会，“遂令邪正纷揉”，使学者迷失方向。

《公羊》、《谷梁》二传的形成， 同样是“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加之他们“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踳驳不伦，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旷之体也。”但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谷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识，往往钩深”。[25]

这样的比较、对照，应该说是客观的。从记事的角度看，认为《左传》博采而驳其混杂；就解经的角度而言，考定《公羊》、《谷梁》二传之密而指其乖谬；以《公羊》、《谷梁》二传相比较，则《谷梁》意深。这种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分析，贯串在三部传世的著述中。如说“《公》、《谷》守经，《左氏》通史”，故其文体不同；又如“《左氏》解经，浅于《公》、《谷》”等等。三部论著中所举不少例证，迄今仍然不能完全否定，更增加了其说“绝出诸家”的分量。

2．以上述认识为基础，提出一些惊世骇俗之说。不仅疑《左传》的作者，而且疑《公羊》、《谷梁》二传的作者。

《左传》非亲受经于孔子的“左丘明”所传，而是出于孔氏之后的门人。啖助只提左氏，而不提左丘明其人。赵匡则明确提出：“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然后分析说：“焚书之后，莫得详知。学者各信胸臆，见《传》及《国语》倶题左氏，遂引丘明为其人，此事既无明文。”而“唯司马迁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刘歆以为《春秋左氏传》是丘明所为。”“班固因而不革，后世遂以为真。所谓传虚袭误，往而不返者也。”陆淳还加了一则小注：“《论语》云：‘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26]以此证赵匡之说。同时，赵匡还认为《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叙事乖刺，亦非一人所为。《左传》乃“广集诸国之史以释《春秋》，传成之后，盖其家子弟及门人，见嘉谋事迹多不入传，或有虽入传而复不同，故各随国编之，而成此书（按：指《国语》），以广异闻尔。”于是，大胆提出：

自古岂止有一丘明姓左乎？何乃见题左氏，悉称丘明？

自西汉以来，今文经学非议左氏，只在左氏不传经上，也未疑其作者。自赵匡此论始，《左传》的作者为何人，《左传》、《国语》是否出自一人之手，竟成了经学、史学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了。南宋时，陈振孙著录《国语》云：

自班固志《艺文》，有《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所著，至今与《春秋传》并行，号为《外传》。今考二书，虽相出入，而事辞或多异同，文体亦不类，意必非成一人之手也。司马子长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又似不知所谓。唐啖助亦尝辨之。[27]

陈振孙亦赞同啖助（实际是赵匡）的观点，认为《左传》、《国语》不出自一人，并表示了对司马迁说法的怀疑。

在怀疑左丘明其人的同时，赵匡对公羊高、谷梁赤二人的真实程度也提出怀疑：

先儒或云：公羊名高，子夏弟子也。或云：汉初人。或曰：谷梁亦子夏弟子，名赤。或曰：秦孝公同时人。或曰：名俶，字元始。皆为强说也。儒史之流，尚多及此，况语怪者哉！

这些说法，或出桓谭《新论》，或出何休《公羊注》，或出阮孝绪《七录》。他们分别为西汉、东汉、南朝梁之人，都是根据传闻推测，不足为据。陆淳认为，不论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都是后儒“妄示广博”之说，特别在小注中写道：“历代儒生及修史之人，宜守正据实，而犹妄示广博，有此劣迹，况谶纬迂怪之徒哉！此叹息作伪之意也。”

3．三传有得有失，又有不可尽信之处。其不可尽信之处，便成为疑古的根据。

赵匡在批评班固沿袭司马迁、刘歆关于《左传》、《国语》作者的传闻之后，进一步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将其论证理论化：

或曰：司马迁、刘歆与左丘明年代相近，固当知之。今以远驳近，可乎？

答曰：夫求事实当推理例，岂可独以远近为限！

这既是向唯古训是尊的传统的一种挑战，又是对唐初将传注法定化的一种蔑视！所谓“求事实当推理例”，即在占有材料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应当发挥主体意识来认识事物。后代人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法一般说是超过前代人的，占有材料大致相当，怎么可以用古人的认识来限制今人呢？更何况司马迁、刘歆的叙事本身也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赵匡的这一说法，似可谓古代认识历史的一种“主体意识论”。应当指出，赵匡的这种“主体意识”的核心，是“理”和由“理”所决定的“例”。关于这个“理”字，后面再叙。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赵匡对《春秋》的“例”所表现的怀疑态度。

《春秋》的“例”，即其表示微言大义的条例，历来被奉为研究的圭臬。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杜预释《左传》之“例”了。杜预称：“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其“例”有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赵匡驳道：“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其“例”又有：“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赵匡反问：“又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28]周公时的“旧典”，怎么可能为后来春秋时期的“弑君”、大国吞灭小国事先规定出“义例”？这可以说是赵匡“求事实当推理例”的最有力的例证。

啖助、赵匡的大胆怀疑精神，显然对中唐以下的疑古辨伪开了风气之先。但他们对三传并非都一笔抹杀，这也是不应略而不提的。陆淳就曾明确说过：

啖氏新解经意，与先儒同者，十有二三焉。[29]

四、新经学的影响与地位

中唐兴起的《春秋》学派，自宋至清评价不一，甚至互相对立，截然不同。对此，人们有着种种解释，大多言之成理。但是，普遍忽略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其正处在经学向理学转变的时期。

转折时期尚未定型的思想，自然容易引起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不同认识，下面分别评述。

在唐代后期至北宋初年，凡尊奉中唐《春秋》新学的，几乎没有庸碌懵懂之辈，多是接受其“从宜救乱，因时黜陟”的救世宗旨，试图实现“革新”或“新政”者。

前面已经谈到，陆淳本人直接参与了“永贞革新”活动，其他重要人物多是其弟子或私淑弟子，几乎都是家有其书。柳宗元是受陆淳影响颇深的一位代表人物，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对陆淳《春秋微旨》“纪侯大去其国”三例特别称赞，说：“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不唯文、武、周公之志，独取其法耳”。其《非<国语>》一书“非左氏尤甚”，“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谬”，可视为是啖助、赵匡、陆淳之后的又一继作。柳宗元深受《春秋》学派影响，除章士钊《柳文指要》有论说，迄今仍少有人涉及。吕温早年就受学于陆淳，陆淳病故，著述尽付吕温。吕温在《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中强调：“夫学者，岂徒受章句而已，盖必求所以化人。”显然，也是要学以“救世”。至唐文宗之世，刘蕡对策，全文6700余言，竟有12处用“谨按《春秋》”的方式立意，指陈当时的祸患，“浩然有救世意”[30]。

到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孙复、刘敞等再倡《春秋》新说，使陆淳整理的三部书有了最早的刻本，为其学派的复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庆历新政”出现，也与新经学关系直接。

自中唐“永贞革新”至宋初“庆历新政”，面对“国势浸微”的局面，大都着眼于新经学“从宜救乱，因时黜陟”的救世之旨，因而几乎不存在持否定态度的情况。及至清末戊戌变法，也与新经学有着不解之缘。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唐《春秋》学的“从宜救乱，因时黜陟”的宗旨，是举世公认并产生出久远影响的。

新经学“从宜救乱”之旨虽然可以借用来“托古改制”，但其强调的“以明王道”、“忠道原情”都是紧紧围绕“解经”而发的，对于现实中如何“明王道”，如何进行“忠道原情”，却又是“纸上谈兵”，没有能够提出具体的办法。当“庆历新政”如“永贞革新”般昙花一现之后，北宋政权面临的形势恰如欧阳修所说，“夷狄叛、盗贼起、水旱作、民力困、财用乏”[31]。为此，十分向往唐朝“为国长久”，又不满意五代时纂修的《旧唐书》“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仁宗君臣决定重新“刊修”《唐书》，在“补编阙亡”的同时，主要是对《旧唐书》进行“黜正伪谬”。于是，《春秋》学演变为唐史热。

在重新认识唐代历史的过程中，《新唐书》的“刊修”（主编）之一宋祁，从唐代以前经学发展出发，对中唐《春秋》学始持否定态度，提出严厉批评。他这样写道：

左氏与孔子同时，以《鲁史》附《春秋》作《传》。而公羊高、谷梁赤皆出子夏门人。三家言经，各有回舛，然犹悉本之圣人，其得与失盖十五，义或缪误，先儒畏圣人，不敢辄改也。

这是中唐以前经学演变的梗概，由此出发，宋祁进一步评论：

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固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辨，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32]

其后的批评，包括清代乾嘉学者，都没有超过这一范围。宋祁如此评论中唐出现的新经学思想，应当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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