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代经学的发展和消亡 |
 |
时间：2009-8-8 16:36:30 来源：不详
|
|
|
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是封建政府用来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情况变了，经学的传统地位却没有变；内容变了，经学的形式却没有变。然而，在这动荡的年代里，不论是进步思想家还是封建统治阶级，“借经言政”，却又随着不同的历史条件形成不同的特点。剖析近代经学的发展和消亡，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和传统思想的关系，旧思想怎样注入了“新”内容？而新思想又怎样未能冲决经学的藩篱？
一
儒家经学，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经过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经籍的阐发和议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家经典崇奉勿替，儒家创始人孔子被作为偶像崇拜，在社会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一种传统的力量。
鸦片战争前后，封建制度腐朽，社会危机严重，在地主阶级内部，进步的思想家，敢于揭露矛盾，倡导改革。龚自珍提出了更法论，魏源力反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思想，认为“变古愈甚，便民愈甚”。
要“更法”，要“变古”，在因循守旧、率由旧章的沉寂空气之中，散发着战斗的光芒。可以说，这是对传统思想的一种冲击。但这种“冲击”，却又没有离开经学。
龚自珍“于经通《公羊春秋》”<魏源：《定盫文录序》，《魏源集》第239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以今文经学为“绝学”<龚自珍《己亥杂诗》：“端门受命有云□，一脉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陵”。刘礼部逢禄，清代常州今文经学的奠基者。>。他早有“经世之念”，又不满清朝腐朽黑暗的衰世，从而向往今文，援用《公羊》，议论政事，倡言变革。说是：“古之王者存三统，国有大疑，匪一祖是师，于夏于商，是参是谋”<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第23页。>。“弊何以救？废何以修？变何以革？《易》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古史钩沉论》四，同上书，第28页。>。称为“盛世”的夏、商、周都有因革损益，为什么现在不能变呢？“变”才能“通”、“久”，“易世而变，由据乱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古史钩沉论》四，同上书，第27页。>，要能“升平”，“太平”，还得通过“变”。
较龚自珍稍晚的魏源也说：“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敢向尸位素餐、笃守儒经的顽固派挑战，宣称“三统”是“公羊先师七十子遗说”，不但不是东汉何休所臆造，也非西汉董仲舒、胡母生所特创，古今情况不同，不能泥古不变。
“变”，是时代的要求；“不变”，是传统的堕力。龚、魏主“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对“传统”的“冲击”。但他们用来“冲击”传统的是《易经》，是《公羊》。《易经》是儒家经典；讲“三统”、“三世”的公羊学说，又是今文经学的议政之具。那么，龚自珍、魏源呼唤风雷，期待变革，“冲击”了“传统”，而援以“冲击”的还是传统的经学。
或者说：龚、魏曾经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所接触，他们的“变”，和过去传统不同，已经有向西方学习的迹象，渗透了新的内容了。是的，龚自珍借别人之口，对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互市”提出“宜蠲其税之人，而许其货之出”等看法<《与番禺许君》，《龚自珍全集》第178—179页。>。鸦片战争将要爆发，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分析鸦片输入的危害，阐明严禁鸦片的意义，并详陈战守之策，“此行宜以重兵自随”，“火器宜讲求”，对内主张维护“蚕桑、木棉之利”的民族经济，对外主张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不仅有反抗外敌的爱国意义，也反映了他要了解西方的愿望。魏源去世较龚目珍晚十多年，目睹外敌入侵，力攻时弊，注目外交，考察世界各国情况，在《海国图志序》中明确指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使中国走向强盛，能说他们不是对传统的“冲击”吗？
应该说，龚、魏尽管受到今文经学的影响，却与传统的西汉今文经学不同，即和清代庄存与，刘逢禄“复兴”时的今文经学也有区别，它和时代的脉搏密切关连。西汉的今文经学以至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是以经书为指归，根据经书立论，围着经书转，使“经学幽而复明”的。龚、魏则主张“不必泥乎经史”，要“能乎当世之务”，其目的是“救裨当世”。他们不是迷恋历代相传的儒□，而是借用“出没隐显”的“微言”，即使对《公羊》大师何休，也敢于提出异议，以为公羊有“失辞者二，失事实亦二”，何休有“大失辞者一”<《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三，《龚自珍全集》第59页。>。汲取的是“微言”精神，而不胶着于师法家法，和拘守今文的经师自有殊别。传统的今文经学，旨在拱奉中央王室，成其一统；龚、魏揭露封建统治的危机，关心国家民族的危亡，一当民族矛盾上升，就主张反抗外来侵略，他们的“大一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是为了建设边疆，严守海防，遏制资本主义国家的侵华野心，有着鲜明的反侵略性质，而不是过去今文经学家的妄自尊大，乱弹“诸夏辅京师，蛮夷辅诸夏”的陈词滥调，它是带着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使命跨入中国近代历史的。只要看龚自珍“浏览东西有用之书”，对新疆设省以及“议迁议设，□屯编户，尽地力以剂中国之民”<《上镇守吐番领队大臣宝公书》，同上书，第312页。>，规天划地，延伸发挥。魏源更“筹海”、“筹夷”，设想“用夷制夷”，“知己知彼”<《海国图志叙》，《魏源集》，第208—209页。>。用的只是《公羊》之义，“大一统”之旨，却又把新的因素加到“大一统”中去。他们既不唯经是从，又不唯上是听，还向清朝政府提出警告：“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这是龚、魏的过人之处，他们之促使“晚清思想之解放”在此，所以能称之为启蒙思想家者在此。从这个意义来讲，确实对传统经学是有所冲击的。
龚、魏的“冲击”传统经学，是时代的赋予；而历史的局限，是他们没有摆脱经学的羁绊。龚自珍“救裨当世”，还要援用儒经“微言”；注意“当世之务”，也“先以其事考诸古”。魏源主“变”，又以“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为“齐一变至鲁”，“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为“鲁一变至道”<《刘礼部遗书序》，同上书，第242—243页。>。“气化递嬗，如寒暑然”，他看到历史的不断变易，却不能对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及其规律进行理解，“圣贤之学一贯同揆，如月落一潭而一印”<《孔孟赞》，同上书，第315页。>，对传统的孔、孟儒家，还是三折肱焉。
当然，龚、魏不惑经崇上，不泥守古方，而是利用经书，利用当时知识分子对经书的迷信心理。他们的“考诸古”，也是借用古人的语言，“慷慨论天下事”，注视着中国进入近代时正在发生的重大变故。这种“大过人处”，不容忽视。但传统的经学，依然翳障了进步思想家的视野，他们还是用自己的思想去发挥经书里的东西，借经书里的东西来证实自己的思想，不能不说传统经学桎梏之深。
二
鸦片战争以后，社会矛盾激化，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基督教义和农民的平均思想，洪秀全曾用以激发群众走向斗争。击灭“阎罗妖”，捣毁甘王庙，以至砸毁村塾中供奉的“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摧枯拉朽，锐不可当，革命的风暴，冲荡了封建势力，震撼了中国大地。
太平军攻入湖南时，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惊呼：“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讨粤匪檄》，《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把大清的危亡，和“名教之奇变”联在一起，把封建统治和孔子、孟子联在一起，恰恰说明传统的儒学，是封建地主阶级维护统治的精神支柱。
地主阶级是要“卫”封建之“道”，“护”孔孟之“经”的，是决不允许“礼仪人伦”“扫地荡尽”的。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同时，对传统儒学也进行了精心改造。
本来，曾国藩跟随唐鉴“讲求为学之方。”唐鉴“生平学宗朱子，笃信谨守，无稍依违”<《清史列传》卷六七，《唐鉴传》。>，信奉的是宋代程、朱理学。曾国藩自己也说“一宗宋儒”<《复颍州府夏教谕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说什么“臣子于君亲，但当称扬善美，不可道及过错，但当谕亲于道，不可疵议细节”<《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一。>，宣扬以维护君权为核心的封建伦理。他也看到“外夷豕突”，“四方多难”，比较注意“经济”，也看过《圣武记》、《皇朝经世文编》之类书籍，目睹农民造反，“千疮并溃”<《复江岷樵、左季高书》，同上书，《书札》卷二。>，想方设法，利用传统儒学锢蔽思想，在新的情况下，还注入了“新”内容。 曾国藩不是“一宗宋儒”吗？宋学本来是和汉学对立的：宋学斥汉学为支离破碎，汉学斥宋学为空疏无物；清代中叶，宋学高踞堂庙，汉学风靡一时；汉学在学术上固占优势，而宋学却在政治上拥有权势，成为清代经学中的两大学派。曾国藩“一宗宋儒”，自然不会再“宗”汉儒；如今情况变了，同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主体的两个经学学派，不能“同室操戈”，互相轻薄了。自称：“余于道光末年，始好高邮王氏之说”（高邮王氏，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著名汉学家）<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谕纪泽》。>。道光末年，时值金田起义，在农民革命的震慑下，为了“协力助剿”，需要“克己和众”<《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摒除门户之见，会通汉、宋之学，以加强本阶级的团结。又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具，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复夏□夫》，《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由“一宗宋儒”而“汉、宋兼容。”
清代汉学的开创者顾炎武原主“经世”，只是康、雍以后，汉学家渐离实际，但他“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曾国藩：咸丰十年九月日记。>，在治学方法上自和宋学不同。宋学尽管“卫道严而用心苦”，毕竟空疏无补时艰。面临“名教之奇变”，还需汉、宋之兼容，曾国藩叮嘱自己的儿子，汉学的名目可以不标，但汉学的门径不可不知，说“学问之道，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不过顾、阎（百诗）、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味经）、段（懋堂）、王（怀祖）数人，而风气所扇，群彦[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