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儒家更提出讲信修睦、亲邻柔远的外交原则。儒家力主国家之间要亲和友善、和平共处，以期达到《尚书·尧典》所说的“协和万邦”的境界。为达此目的，儒家提倡在国与国之间的一切交往中应奉行“讲信修睦”的原则，杜绝一切阴谋欺诈行为；在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上，也要以和平为主。孔子深信礼义文明的力量，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95），他称道：“恒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96）《中庸》把“柔远人”与“怀诸侯”列为治天下的“九经”的重要内容，认为：“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来怀诸侯也。”孟子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焉用战？”所以，在国际关系上也要行仁道。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97）他主张国无大小强弱，都应平等相处，友好相待，“能以小事大”者为“智”，“能以大事小”者为“仁”。^（98）他还批评白圭那种“以邻国为壑”的治水方法，认为这是“仁人之所恶也”。^（99）荀子主张在外交方面要以礼义原则处理好大国小国、强国弱国的关系：“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则诸侯悦之矣。”^（100）“将修小大强弱之义以持慎之，礼节将甚文、硅璧将甚硬、货赂将甚厚，所以悦之者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若是，则忿之者不攻也。”^（101）他还强调对于友好的国家必须讲究信用，说：“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是所谓信立而霸也。”^（102）荀子认为，若能内修政教、外和诸侯，就可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名声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垂笞之，拱揖指挥，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我不仅毋须“事强暴之国”，而且会使“强暴之国事我”。^（103）如此，则“兵不血刃，远迩来服”，“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104）“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105）“平天下”的伟大理想自然也就实现了。 

“协和万邦”是中国文化整体和谐观的表现。不仅二千多年前孔、孟、荀儒家宗师力倡“协和万邦”论，而且“协和万邦”更是中国文化一贯的精神和传统，这充分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酷爱和平并为伟大的和平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民族。以今人的眼光通观人类发展史，人类由氏族发展为部落、部落联盟、酋邦、国家，是不断融会发展的。这是历史的总趋势。而且，我们坚信人类终将走向“大同”时代。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协和万邦”理念促进了中国各民族的涵化、融合并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这在人类民族史和人类文化史上堪称典范。“协和万邦”的整体和谐观是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永久性价值。 

美国学者斯蒂芬·p·马克斯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正在出现的人权》中，将西方人权观看作是动态的、发展的：第一代人权观发生于18世纪后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法国和美国的革命。由于后来滥用第一代人权的各种自由，使得广大工人阶级和被占领土地上的人民被剥削和被殖民，因而引起社会革命。在1917年墨西哥革命和俄国革命之后，开始了第二代人权。这是一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大体上说，这些权利是就一国或一民族的社会共同体而言的，而关于它们的所有宣言和公约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皆未能有所规范，这其中实际依然存在着对人权的大规模和公然侵犯的现象，例如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外国统治、对国家主权和民族统一以及领土完整的侵略和威胁等等。所以，从上个世界80年代起，一些国际人权学者开始呼吁制订新的第三代的人权法则，并称其为“团结权”，以促进所有民族和国家之间建立国际合作与团结的政治责任。这种合作与团结在和平、发展、生态平衡、交往等方面具有全球性考虑的性质。我们认为，如果这种第三代人权应成为21世纪人类的努力方向的话，那末，中国儒家所讲的“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思想正可作为这第三代人权的基本准则。因此，我们固然应汲取现西方人权、民主思想之精华，以发展中国文化，但同时也应该以中国文化“协和万邦”的整体和谐观来发展西方的人权思想。^（106） 

四、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人类自诞生以来，即与自然界共生共存共荣。中国的哲人自古即对此有所省悟，故而提出著名的“天人合一”论。华夏文化的“天人合一”论，把人和自然看成一个整体，重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其中特别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周易·乾卦》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人顺应自然，与自然一体，揭示了天与人“相合”的基本思想。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提出，人为“万物之灵”，但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天生蒸民”，人生于自然，但有精神、有意识的人可以“知天命”，而后可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孔子自称他50岁“知天命”之后的岁月，能“耳顺”、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老子则认为人不过是“天地一刍狗”，故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间的一切无不顺应自然，合乎自然；庄子明确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一”；墨子主张，人们在自己首领的率领下，逐级“尚同”，最后“尚同”于“天志”，把人的主观意志与客观法则统一。各家之说无不表明，“天人合一”论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天人合一论”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当它在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又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一方面，人不是自然的奴隶，人将自己从自然中分出来，这是人对人类自身认识的飞跃，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后人对自身力量的肯定；另一方面，人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人类只有遵守自然法则才可以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家各派中，儒家倡导“天人合一”论最为有力，其所述亦最为系统。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虽提出了“天人相分”的命题，认为“人为万物之灵”，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但他的“天人相分”以“天人合一”为前提，因而，他反复强调自然虽无意志，但人间的治乱祸福取决于能否顺应自然。在《荀子·天论篇》中，他宣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显然，他在要人们相信自身力量的同时，必须“顺乎道”，按规律办事而不出差错，所以“制天命而用之”应理解为告诫人们认识和掌握规律而后运用规律，顺乎道、应乎时而行事。在荀子看来，自然规律只可顺、不可逆，故《荀子·富国篇》阐明了“顺”规律与“逆”规律所出现的两种不同的结果，其曰：“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滂滂如江海，暴暴如山丘”——社会富裕；反之，“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进，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社会贫困。  

可见，“相分”与“相合”的辩证统一，构成“天人合一”论的整体思考，成为贯穿从先秦到明清贯穿整个儒学史的主要内容。明代心学的开创者、岭南大儒陈献章虽教人“贵自得”、“从静中养出端倪”，高扬人的主体精神，但同时又主张“学者以自然为宗”，追求“人与天地同体”——“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是一个显例。 

    儒学以“仁”为道之本原，提倡以“如天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的恢宏气象来涵容不同事物的和谐共存，故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强调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来促进万物生生不已和互相之间的协调发展。而维持与促进万物生生不已、协调发展的方法和准则则是“中庸之道”，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思想。这里的“天”系指包括“地”在内的整个自然界。在儒家看来，整个宇宙乃是一个广大圆融、和谐有序的有机整体，是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物与天、人与天共生共荣、涵摄交织、浑然一体的世界，彼此相因相需，相辅相成，故其认为，人不仅可以利用自然，而且更应该保护和美化自然。综结起来看，儒家的这种“天人合一”思想主要包括下列几方面内容： 

    第一，人与万物统一。《礼记·郊特牲》谓：“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惟万物。”又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儒家认为，天地造化生养了万物，也生养了万物之灵的人；人生之于天，人之所有莫不来自于天。张载《西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自然界是人与物共同的父母，人与物都是大自然的儿女，故人物同根同类，人也是物，属于物中的一员。人应把天地之体当作自己的身体，把统帅天地变化的自然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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