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物质与精神统一。先儒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视社会，将天道、地道、人道一体观照，从不把任何事物看作是孤立存在的，因而在其心目中的物质世界主要不是近世西人所谓物理、化学意义上的物质世界，而是一个包括人在内的、富有生命力，从而生机盎然，既有物质、又有精神，或看说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故人与天在物质方面是合一的；人又是宇宙生命世界的一部分，故人与天在精神方面也是合一的。至于人类本身更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因而，物质可以表现精神意义，精神亦可注入物质实体，物质又是产生和提升精神境界的基础，精神与物质两者之间毫无隔膜。 

    第三，宇宙观与人生观统一。《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就是说，宇宙不仅是一个物质领域，而且也是一个精神领域、生命领域、道德领域、价值领域，故天与人皆有德性。《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剂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应该既尽己性、又尽人性、复尽物性，这样，宇宙观与人生观也就统一了。张载《正蒙·天道》谓：“天体物不遗，无一物而非仁也。”戴震《原善》说：“生生者，仁乎！生生而条理者，礼与义乎！何谓礼？条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何谓义？条理之截然不可乱者，其著也。得乎生生者谓之仁、得乎条理者谓之智。至仁必易，大智必简，仁、智而道义出于斯矣。”可见在儒家心目中，宇宙一数现象都充渴了道德价值；宇宙天地乃是真善美的化身，人类所崇尚的所有美德它其实都具有；人作为万物之灵与宇宙的主人，更应集这些美德于一身，努力塑造与客观世界相称的人格境界，以无愧于“万物之灵”的身伤与地位。所以，儒家认为，人必须加强自身修养。要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一步一步地成为君子、成为大人、成为贤者、成为圣人，从而完成理想人格，这样才不逊于天地之德，才会成就名符其实的“天地之心”。即以大公无私而言，天地为人类作出的榜样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用”^（109），人效法天地，就应奉行“天下为公”的“大道”；如此，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中不愧于心。而反之，无修养、无教化，为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惟利是图，不顾康耻，不讲道义，则高贵的人性就退化为低级卑劣的兽性。假若世人取后者而弃前者，则人类还不如自然万物，又怎能“与天地参”？ 

    第四，爱人与体物统一。《易·系辞》谓：“天坤之大德曰生。”意谓繁育万物是天地的最高美德，人类应该效法天地之德，敬重生命，普利万物，使自然界保持正常循环与全面和谐。《周易》的这一思想是儒家“天人合一”论的重要思想基础，儒家正是从此出发以仁爱忠恕为一贯之道：孔子要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要求“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荀子要求“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110）；张载更进而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儒者的崇高使命。为达此目的，儒家揽倡以仁德之心爱人，以忠恕之心体物，为全人类甚至全物类安身立命，努力使整个世界成为平等、宽容、慈惠的天地。儒家因此而认为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也不能只为人类，人应当以仁爱之心推己及人、推人及物，我们珍惜自己的生命，自然也就应该珍惜别人的生命，并且应该像珍惜人的生命一样去爱惜与维护万物的生存发展。这样就能使每一人、每一物的生存价值都与我们的生命合体同流，破有限而入无限，使人与外在世界合而为一，达到爱人与体物统一，以共臻和谐完善之境。儒家这种与人为善、与物以爱的精神是其“天人合一”思想的灵魂所在。 

    第五，顺应与创造统一。《易·系辞》云：“生生之谓易。”所谓“生”，就是一种创生力或创造力；“生生”就是创生再创生，或不断创生之意。这就是“易”理。换言之，作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其基本原理就是事物的创生性；它把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放在生生不已的变化运动过程中来解释，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的发展都是创造变化的结果。《周易》认为，宇宙之所以生机勃勃，运化不穷，是由于宇宙具有万物不断新陈代射、不断演变进化的内在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充塞于整个宇宙，无休无止，无穷无尽。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创造中的生命，无一人、无一物不在创化。这种“生生之德”乃是宇宙天地的本性，故《乾卦·彖辞》赞美“天道”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坤·彖》歌颂“地道”云：“至成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周易》又主张“人道”应效法天地，故《乾·象》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传·系辞》还揭示了“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千古真理。朱熹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111）所以，儒家认为，人与宇宙有着特殊的关系。作为人，不仅其身体是天地创造的，而且其思想与精神也是天地创造的产物。天地创造了人，又赋予人以创造精神，从而使人既是被创造者，又是创造者；既是被造之物，又是造物之物。在未有人类之前，是原始创造力造就了天地万物，而既有人类之后，除了那原始创造力之外，人成为最有活力的创造者。并且，人作为万物之灵、生命中最高贵者，有着自觉而又伟大的创造力，从而成为宇宙创造力的中心。唯其如此，人才能“与天地合其德”，甚至进而可以“与天地参”。于是，人类不仅创造了无数的实体之物，而且也创造了真善美，创造了科学文化，创造了文明、价值、道德、理想、精神、境界，从而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由此可见，是天与人共同创造了一个神奇美好的世界。人与自然互为助力，相互作用、相互塑造，双向创化。自然在创造中生生相续，永葆青春；人在创造中美化世界，完善自身，不断进步。富于创造性的自然与富于创造性的人类有机结合而达致统一，这就是人对自然顺应与创造的统一，也就是儒家讴歌的人与天地参赞化育之道。 

    第六，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经济统一。《论语·述而》载孔子之言：“钓而不纲，弋不射宿。”钓鱼而不用大网截流取鱼，射鸟而不射归巢的宿鸟，这体现了孔子的环境保护意识。《礼记·月令》的前六个月都有保护自然资源的禁令；同书《王制》记载“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之制，还规定渔猎砍伐都须有一定季节，并且，不得捕杀幼兽、孵卵之鸟、怀胎母兽，不伐未成材之木，不颠覆鸟巢。孟子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洧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112）荀子也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鱼氅鳅   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馀食也；污地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馀用也；车做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馀材也。”^（113）他们都以政治家的眼光把保护生态资源和发展经济合二而一了。汉代董仲舒认为，水、火、木、金、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自然资源，人类如果恣意妄为，就会使这五者产生恶性变故，而其中任何一种资源受到破坏都会殃及生物，以致发生自然灾害，危及人类。^（114）贾谊则主张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充分注重保护自然资源，对一切自然资源应“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115）如此等等，诸儒之论难以尽举。 

我们现在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谋求可持续发展，而生态伦理的建构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近代以来，发明和应用科技，创造了人类前所的未有的物质文明，特别是20世纪高科技的发展，更牵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人类的物质文明已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然而，与此同时存在的负面效应则是：人类正面临着极大的全球性危机，如人口膨胀、粮食短缺、环境污染、资源匮乏、能源枯竭，以及部分地区的贫困、暴力、战争、核威胁、恐怖活动……地球遭到破坏，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化，这一切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危机，人们在反思中认识到，在工业时代，由于“利”的驱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人类对自然界的粗暴掠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残酷剥削，人类使自己陷入危机。日益深重的生态危机使人感到已经陷入近代工业文明引发的“人类中心论”困境之中，因而当代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的诘难之声不绝于耳。然而，如实地说，我们当代人所要超越的只是人类中心主义，即建立在近代工业文明和唯科学主义自然观基础之上的凝固化、绝对化了的“人类征服主义”，而不是简单地强调人类终极命运、人类终极价值关怀，以及在人同自然界本质的统一中实现“人是目的”的人类价值观，尽管这确实应该成为未来人类的理想。 

既然不可能彻底否定“人类中心”而去建立所谓的“自然中心”或“生态中心”，那末，21世纪人类的生存价值观就只能是对“人类中心论”的辩证扬弃与超越。美国学者J·帕斯莫尔认为“当代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中心观点本身，威信扫地的不是人类中心论，而是那种认为自然界仅仅为人而存在，并没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界的专制主义”，并主张“我们人类对环境问题和生态环境破坏负有道德责任，主要源于对我们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以及子孙后代利益的关心。”^（116）据《韦伯斯特第三次新编国际辞典》的解释，“人类中心论”曾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第一，人是宇宙的中心；第二，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第三，根据人类价值和经验解释或认知世界。第一种观点盛行于古代，第二种观点在近代获得文化主流地位，第三种观点属于当代人类中心观点。而从现代意义上理解人类中心，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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