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各县志中可以看到，1935年前后重修的记载已非常有限，尚存的已无祭祀活动，废圮的亦不少。
乡土观念又与宗族观念紧密相连。远古村落本是乡村社区的一种地缘组合，但是“汉文化独特的格局和传统，自有复杂的生成机制，而其中关键之一，是氏族制解体不充分，血缘纽带在几千年的古史(乃至于近代史)中一直纠缠不休……以父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制的家庭、宗族却延续千年之久，构成社会的基础单位”[10] (p37)。自古以来山东人都以族姓为单位，居聚在自己某一始祖或迁祖为中心的区域内，形成了严密的宗族观念。甚至于居住的村落，也以族姓为村名。宗族以父系血亲为基础，有着同姓聚居和修谱联宗的习俗，基于宗族观念和习俗心理的需要，家族修建祠堂也日趋兴盛，各姓祠堂星罗棋布遍于各县四乡。如济宁县就有潘氏宗祠、孙氏家祠、李氏宗祠(有3处)、王氏宗祠、孙氏宗祠、刘氏宗祠、冯氏宗祠、袁氏宗祠、徐氏宗祠、吕氏宗祠、张氏宗祠、黄氏宗祠等。[11] (卷4，故实略·风土篇)
乡土观念导致了人们基本上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圈子中，在这个圈子中，有固定的人，人与人之间有固定的关系。与此相适应，人们安土重迁、社会交往与流动异常缓慢。“民无游惰，务农桑而轻贸易。士绝奔竞，尚文学而重婚姻”[12] (p9)，这是传统乡土观念下的山东农村最生动的写照。
三
尽管人们的乡土观念依然浓重，但山东人还是开始离开家乡去“关东”闯荡。山东人之所以要闯关东，除了本地区的条件恶化外，是与传统乡土观念自身的弱化分不开的。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山东，使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农产品逐步商品化，农民因此被迫卷入市场经济之中。在市场规律的整合作用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了血缘与地缘关系的范围，农民的乡土观念发生了变化。
首先，农民的土地情结发生了变化。这其中又有三层含义：第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土地的地位下降，人们不再固守于土地之上，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人们不断调整自己以趋高利。如19世纪80年代，山东省的“纺工每天只能赚得工资制钱二十文，他们若编制草帽辫，工资便可加倍，甚或更多”[13] (p208)，土地对农民的吸引力已大不如从前了；第二是山东农民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破产，为免遭饿毙的悲惨命运，大批农民不得不离开家乡的土地，另谋他图；第三，人们的土地观念发生了变化，土地崇拜开始减弱。从前面对“民国时期山东16州县社稷坛兴废情况一览表”的分析中，已经表明山东人对社稷神的崇拜有逐渐走向衰落的倾向，这种衰落即反映出对土地崇拜的减弱。
其次，农民的宗族观念开始动摇。宗族观念的生存发展依赖于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由于清朝的覆灭，儒家文化的地位大为削弱，宗族观念赖以生存的基础逐渐丧失。家长制、男尊女卑都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闯关东的人开始出现“货其田庐，携其妻子，为久居不归之计”[14] (卷3，民社志13)的现象，将同姓、同宗完全抛在了脑后。
当然，“闯关东”是乡土观念变化的产物，但它又是乡土观念的反向折射，在“闯关东”的大潮中乡土观念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出于对老乡的信任，闯关东的地点大多来自关东山东老乡的指点，乡土观念成为山东人开拓生产生活新领域的有力保障。山东与东三省有着广泛而密切的社会联系。由于山东人闯关东历史悠久，这些山东移民散居于东三省各个地区，从事着各种职业。他们与山东老家的亲属、邻里、老乡保持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或通讯，或探家，或寄款。山东广大破产农民正是从老移民那里取得了各种信息而去投亲靠友，落脚扎根的。这样的例子，史籍中多有记载，从调查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滨州市蒲城乡李振杰这样口述道：“我父亲早在1926年就借高利贷去了东北。那时我大爷在东北给人扛活”，“我父亲就是奔着我大爷去的”，“从此我村大多数闯关东的都是奔着我父亲去的。因为当时去东北需要有保人，无亲无故是不行的，再加上我父亲后来成了领班的，有点影响，所以都去找他”；[1] (p76)博兴县于树林曾这样口述：我“闯关东时二十六岁。当时家有父、母、妻子”，“原来在家是木匠，在那儿找了木工干”，“与我同去的是我姨表兄，奔着在东北的姑表兄弟去的”；[1] (p79)临朐县城关镇邱家庄井文光口述道：“我是1938年去东北的”，“是父亲、母亲带我及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去的。我伯父一家五口人，1925年就去东北奉天(沈阳)，以种青菜为业，生活还能维持。1938年他得知我们家里生活困难，便寄来路费，让我们去找他”，到了东北“找到伯父，同他住在一起，父亲当青菜贩子，沿街串巷卖菜”，后来由于老家灾害严重，“祖母、叔叔、婶子也不得不去东北。这样我们全家十几口人都去了东北。后来我一个姨也投奔我们去了”。[1] (p98)
第二，山东人到了关外，仍然聚居在一起，互相照顾，相濡以沫，乡土观念为山东移民战胜困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东是以满族为主体，满族、蒙古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民族同构共存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山东人的到来，带来了汉族文化。汉族文化与当地关东文化产生了冲突与融合。据调查记载，“在东北，山东人很多，十有八、九，有的几辈以前就去了。有时小孩子们打仗，生在东北的孩子骂山东刚去的孩子为‘山东棒子’”，[1] (p82)这就是文化冲突的一个典型例子。山东人为了生存和保护自己的文化，采取了聚居的方式，他们将新建村庄或街道取名“山东”或老家村庄的名字，新的乡土观念建立起来。博兴县郭宏华口述：“我今年四十二岁。1937年，日本鬼子招工，我父亲单身去东北。家中还撇下我母亲、两个姐姐，后来瘟疫流行，大姐病死，1939年父亲从东北回来。1940年家乡又逢大旱，父亲带母亲和我二姐又去东北吉林省北部的一个县，在那儿和山东的同乡合伙种地”，“当时同我家住在一起的只有七户人家，叫‘山东村’”，“‘山东村’全是山东人，靠种地为生”；[1] (p82～83)蓬莱县刘家沟镇安香于家村李玉璞曾这样说：“据调查，1937年本村约有一百八十户，五百八十人；1949年约有二百户，六百八十人而外流过的人口就有一百八十户，四百五十人之多，可说是家家有人闯关东。如按现在本村二百九十三户，八百八十人推算，以前外流未归，加上他们的后代，可能要比现在村里的人还要多。这就是说，蓬莱县有个‘安香于家村’，迁到东北的还有一个‘安香于家村’。”[1] (p132～133)山东移民互帮互助，“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便是这一情景的真实写照。这是一种新的乡土观念，注重地缘性关系、纯朴的乡情是其最大特点。博兴县的肖连全回忆说：“1941年，父、母带我们兄弟三人闯了东北”，“在那儿与山东老乡一起租种土地，以维持生活。刚到时，住在一些同乡家里，一家轮住几天”。[1] (p82)郭宏华回忆说：到东北后“老乡们都很热情，这家请饭吃，那家请饭吃。到现在那儿还有个习俗，后去的人逢年过节，都得向创业者送肉送礼，不收也不行”。[1] (p83)
第三，故土难离，思念家乡，每当闯关东高潮年份结束后，都会迎来移民回返的高峰。移民回返的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一是人都有思乡之情，不愿抛尸外乡。二是不服东北水土、风俗习惯，如严寒、吃高粱米等。三是在外举目无亲，日子也不好混，外地人在东北找职业、找对象、成家立业都有许多困难。四是有些人一出去就不是打算久住的。为了躲避某种风头或出去挣几个钱，一旦达到了目的就回来了。”[1] (p92)四点原因中，第一点或许最为重要，它是乡土观念的反映。许多回返迁移者都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不能把尸骨抛在异乡，这种心理深深地根植于山东人的思想意识中。有的移民年老了，儿孙在东北，自己还要返回故土过晚年。据统计，民国期间移民东北的1836.4万山东人中，有1044.5万人回返，[1] (p51)占移民总数的56.88％。落叶归根是安土重迁传统乡土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表现，它是乡土观念弱化后的变种。与过去死守祖宗土地而不愿离开半步相比，落叶归根无疑具有了较大的进步。
综上所述，山东人的乡土观念在近代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大大促进了“闯关东”的浪潮，而“闯关东”又使变化中的乡土观念具有了新的特点。土地情结逐步开始淡化，宗族观念逐渐地由地缘观念所替代，这就是近代山东乡土观念变化的总趋势。
注释：
①路遇的《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是研究山东人“闯关东”的专著，另外，在池子华的《中国流民史·近代卷》、《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以及其他学者的人口史、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论著中也多有涉及。池子华的《“闯关东”的历史与文化观》则是从文化史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少有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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