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来，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叶理绥教授(Serge Elisséeff)对亚洲的高等教育作了不少贡献，同时，他又以哈佛大学远东语文学系系主任的身份，领导哈佛大学远东研究的发展，不但高瞻远瞩而且一路领先。对系中诸生的训练，他始终坚持的要求之一是要能兼通中、日文的阅读。这个要求对任何严肃的中国史学者来说实属必要，或许这种要求可以以一种保留的态度，用像本文这样比较狭小的题目来加以说明。我很乐意将拙文奉献给他。

    论起关于消费与生活水准之事，中国传统思想一般说来总是爱好节俭而不喜奢侈浮华。人类的欲望是公认无法充分得到满足的东西，因此加以控制或节制也就成了必要罪恶。鼓励储蓄是为了防备饥荒、疾病以及婚姻丧葬之类的额外花费，而鼓励俭朴则纯粹只是为了道德本身的缘故。生活水准的差异经常都被当作政治或社会地位差距所必需的标示来加以辩护，理论上德高望重与才高智深的人应该有更高的享受。可是，由于享受高的人并不一定具有前述的特质，因此以命运(后来用“业报”)为基础的解释从古以来就为人采用。心理方面的例子也被用来贬斥奢侈与浮华。比如说，提高一个人的生活水准是很容易的，而降低则甚痛苦，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因此倒吃甘蔗是较为人偏爱的，尤其是人的一生如果就只能够吃这么一根甘蔗的话[1]。

    总之，以上所述代表了从政治上、社会上、伦理上和宗教上各种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最主要方法。比较说来，在经济思想的领域中，很少人留意储蓄与投资——尤其是从整个经济体系来看的投资——两者之间的关系。至于奢侈浪费与经济成长之间可能的关系，就更少有人注意了。这或许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却使在西方，“奢侈浪费造成繁荣”或者“节俭的矛盾性”这类概念也都是相当新的[2]。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某些时期，可以发现一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认为奢侈不一定是浪费而是在整个流通过程或经济流动中有其重要性。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追溯传统中国这种虽不寻常但极有趣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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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倒吃甘蔗的故事引自《世说新语》(《四部备要》本)卷2，“排调”篇，页11下及《晋书》卷93。页21上。这是一个与名画家顾恺之有关的故事。当顾恺之吃甘蔗的时候，通常由尾向中嚼起，对于他这么做的道理，人们总是大惑不解，而他却说：“渐入佳境”，见陈世骧英文译注《顾恺之传》(Biography of Ku Kái-Chih by Chén Shih-hsiang，1953，p．14．)

我希望异日能够谈谈人命天注定的概念，以及改变这种命运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可注意到有些相命书(如《演禽斗数三世相》，1933年，日本翻印宋刻本)详细地描写了十二种禄(字面的意思是“薪水”，不过也有“命运”的意思)，从满禄时“全然好运、幸运，九瓮酒，十二串钱，一石三斗米，十斤肉，一箱衣服，终身悠闲，地位崇高”到破禄时“酒难饮，一担米，四串零九个钱，三斤肉，满地生姜，三升大豆与两件衣服”。

[2]  有关西方类似观点的一篇综合性的考察，参考Carle C．Zimmerman， Consumption and Standards of Living，1936，pp．479—536。关于“节俭的矛盾性”的精辟讨论，参考Paul A．Samuelson，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1948)，pp．269—272。

用经济的理由来为奢侈作辩解，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各种现象中，特别显示出高水准的经济活动和思想的百家争鸣。许多近代学者早已观察到汉代以来商人的低贱地位，在这个时代中并不那么明显[1]。郭沫若最近一篇文章注意到了他所谓的“石化的观念”——《管子》“侈靡篇”里对奢侈的赞扬[2]。

    《管子》这一篇文字被严重篡改过，好几处实际上无法卒读。不管怎样，注疏家们接受了这个挑战，而且提出了许多校改、移字的主张，这些主张虽甚不一致，对于讨论经济思想的几段文字，许多清代和民国学人大都顺着鼓励奢侈乃是为了提高财富流通、创造就业机会这种想法来提出他们的解释[3]。不过，郭沫若应该是第一个用一整篇论文来研究该篇的学者。为了方便，我将先就郭氏的论文略加评论，然后再开始讨论此篇以及其他文献中相关的文字。接下来我要引证和讨论一些“工赈”的例子，然后参考一些日文材料来结束本文。

    郭氏指出该篇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其经济论点。郭文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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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冈崎文夫教授与胡遭博士的观点在拙文中曾经提过：“Notes on Dr．Swann's 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HJAS 13(1950)，pp．525—527。并参考罗根泽在《管子探源》(1931年)中的好文章，附录二，“古代经济学中之本农末商学说”，及谷霁光，“战国秦汉间重农抑商之理论与实际”，《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7期(1944年)，页1—22。并比较Wang Yü-Ch'üan(王毓铨)Early Chinese Coinage，1951，pp．22—53，对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有一精辟扼要说明。

[2]  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页27—62。

[3]  郭沫若、闻一多及许维通合著《管子集校》，1955年，上册，页538—631。

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他在原则上是把农业生产作为本案，他虽然重商，但并不敢轻农。……然而作者尽管主张大量消费，极力奢侈，但他却是有一层不可忽略的限制的，那就是最上层的统治者不好马马虎虎地跟着奢侈。这是一层很重要的限制，我们不能把它轻略看过，也不能看作是作者的自相矛盾。……他的主要目的是想使下层的民众富庶，而使中层的士大夫之家(也就是地主)不能积累资金，以从事兼并，但对于商贾则不加以限制[1]。

    整个来说，以上的摘要是对文献的片断加以某些校改后所做的合理解释。郭氏无疑用过于现代的名词来处理这段文献，因为他采用了毫无必要的术语“全面就业”。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有谁能够确定“侈靡篇”整篇甚或论经济的那段文字都是出自一人之手。大家都知道《管子》这本书属于杂家，包容的观念，有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农家、兵家等等各派的思想[2]。特别是在有关齐桓公与管仲对话的几篇中——“侈靡篇”即其中一篇——别家的思想与理论经常被征引和批评。把批评和批评的对象区分开来，并且留心删减与增添之处，这都是重要的。像“侈靡篇”这样受到严重篡改的篇章，要将支离破碎的观念重新组合出一个系统来，顶多也只是尝试罢了。

    上引郭氏论文的摘要事实上包含了一些观点上的歧义，比如说，借着指出消费与就业两者之间的可能关联来为奢侈辩护，此其一；强调商业而不忽视农业，此其二；把奢侈限制为中层富裕之家的欲望，而将民众和统治者本身排除在外，此其三；把士大夫与地主合为一个集团，把商人分为另一集团，虽然两者可能一样富有，此其四。这些观点未必能组成一个有说服力的系统，因为就一种态度或政策来说，采其一而不肯定其他是很可能的。因此郭氏显然太执迷于将之系统化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引入之处为联结消费与就业的经济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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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页37—38。

[2]  罗根泽《管子探源》。范得龙(P．Van der Loon)，“On the Transmission of Kuan-tzu”《通报》卷41，4、5期合刊(1952)，页357—393。

郭氏先假定全篇系出自同一作者，然后继续讨论此篇其他处理有关政府、法律、宗教、军事等政策的数节文字，并且拿来和法家、荀子的思想作比较。郭氏甚且臆想了该篇之著作年代与选述情形，而断言它是在前190年左右完成的，且可能为秦丞相李斯[1](他是荀子的弟子)的弟子或家臣所撰。郭氏主张整篇文章反映了纪元前3世纪及2世纪初年左右商人阶级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与将本身的地位提高到地主之上种种努力的失败。照郭氏的说法，这些努力从一开始就没什么指望，因为中国是一个大陆性的农业国家，在科学与技术到达一定的水平之前，国计必须仰赖基本职业的农业，而政治领导权也必须依赖有地阶级。用他的话来说：“商人投降了，侈靡说自然也就石化了。”[2]

    我以为这段时间商人与地主之间的对立被刻画得太过了。另一个问题是：以唯物论来解释思想史，到底可以适用到怎样的程度?就所论及之消费与就业之间的关联来说，任何曾经深入这个主题的观察者都可以发现，这种想法决不只限于代表商人阶级的思想家。此外，话又说回来，高度的商业活动可以为产生和传布这种思想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则是毋庸置疑的。

    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撰述情形时，郭沫若从5世纪的类书《艺文类聚》中征引了以下一段文字[3]：

周容子夏以侈靡见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为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撩然后炊之，雕卯(按：当作卵)然后瀹之，所发积藏，散万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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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李斯》，参考Derk Bodde，China's First Unifier，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1938。

[2]  《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页62。

[3]  《艺文类聚》卷80，页2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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