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这显然是梅尧臣(1002—1060年)悼祭范仲淹的诗句“一出屡更郡，人皆望酒壶”所指的事情。参考《宛陵先生文集》(《四部备要》本)卷15，页3下。我十分感谢刘子健先生提醒我注意到这几行诗句。

[4]  《四部丛刊》本，卷11，页6下—7上。有一本很方便的校注本是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1955年，两册。照胡氏的说法，沈括的生年应是1031年而非1030年。

曾将这位作者描写为“可说是整个中国科学史上最有意思的人物”，而这本书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1]。沈括如此看重范仲淹的高明政策绝非偶然，因为沈括本人对经济事务就有很深刻的见解。1077年(宋神宗熙宁十年)当他担任三司使的时候，他向皇帝做了以下的报告：

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2]。

    沈括对流通速度的突出了解早为一位现代中国学者注意到，他骄傲地指出沈括比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约早四百年发现这个道理[3]。

    从汉代以来的灾荒救济指南[4]，通常都给“工赈”(又称“以工代赈”、“即工寓赈”)留下一些篇幅，而用晏子、范仲淹等先例做说明。官方的法规，差不多在1073年(熙宁六年)，参考了范仲淹实行的办法，规定常平仓中的钱谷在荒年时，必须用来从事水利工程以便赈济贫民[5]。后来的朝代也沿用了同样的办法。有趣的是1073年的命令规定了这类工程要先行筹划应用的人员与费用，并且也要配合详细的数字。清朝时(1737年，高宗乾隆二年)，有一道上谕，要求仔细勘估各省待修的城垣，列上各项工程的优先顺序，这样，一旦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立即实行工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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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I，1954，pp．135—137．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3，页7下。

[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953年，第2册，页342—343。

[4]  很多这一类的书都可以在康熙二十九年俞森编的《荒政丛书》中找到。

[5]  《文献通考》(《十通》本)卷26，页254右下。

[6]  杨景仁《筹济编》(著者序写于道光四年)，光绪九年利本，卷13，页6。

中国这种传统会让读者想到近代西方同样的作法。这种观念在中国发展得如此之早确是很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早期中国的“工赈”与现代社会“为繁荣而奢侈”的政策之间还是有基本上的差异。中国的这种办法主要是来自应变的智巧，因此一直保持一种特殊性格，而现代政策却有一贯的经济学说作根据，并以最适量消费为目标[1]。换句话说，后者代表了经济上的合理化，以使其本身达成一项经济结论。在比较近代的文献中，我所能够找到最接近经济分析的东西，是一篇写于16世纪赞成奢侈的文章，很值得注意，但鲜为人所知。我把它放在文末做为附录。

最后，就训诂方面而论我们必须指出，在所有注疏家中能够正确了解“侈靡”篇者为猪饲彦博(字敬所，1761—1845年)，其出版于1798年(日本宽政十年，清仁宗嘉庆三年)的《管子补正》一书，最为郭沫若所推崇[2]。“礼书”中那段难解的文字，日本学者中井积德(字履轩，1732—1817年或1816年)有正确的了解，他的看法在泷川龟太郎著名的《史记会注考证》曾加以引录[3]。从比较制度史来看，我们可以指出1783年(日本天明三年，清乾隆四十八年)松平定信(1758—1829年)著名的工赈事例。那一年他下令沿着大隈河兴筑堤防以提供穷人就业的机会[4]。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就以为松平定信赞同奢侈的一般性政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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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Oscar Lange，“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the Optimum Propensity to Consume”，Economica(New Series)，5．7(1938)，12—32。我很感谢洪家毅博士指点我参考这些资料。洪博士也作了以下的观察：“西方史上，消费不足的理论主张人们以增加消费来改善经济情况，在不景气和经济萧条的时候通常都能贏得大众的欢迎。中国史上，出现更加频繁的饥馑与其他天然灾害，因此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学者早就发现到消费的致善的一面。”

这段宏论，对于“一个社会经历着或经历过相当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的时候，正是侈靡论成形之时”的主张不但没有抵触，而且使它的意思更完整。当然，储蓄与消费何者为佳，是要根据许多因素而定的，这包括了社会与经济的结构、发展的阶段、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以及其他的环境条件。我也很感谢艾克斯坦博士(Dr．Alexande E．kstein)与我讨论这些观点。

[2]  《管子集校》，上册，页7、18—19。

[3]  《史记会注考证》，第4册，页10—11。梁启雄《荀子柬释》，1936年，页258—259对该文的阐释也完全正确。

[4]  《大日本农政史》(又名《大日本农政类编》)，1932年，页811—812。

实上正好相反，在他和他的同僚合著的《物价论》(1789—1790)[1]中，他的同僚本多忠筹辩称禁止奢靡将会阻碍商业的发展，然而松平定信本人却强烈地支持节俭。这又再次说明了官方政策与经济思想之间可能的，甚或经常的差距。

附  录

    后文乃明朝上海县人士陆楫所著，收在《蒹葭堂杂著摘抄》(《纪录汇编》，卷204，页2下—4上)。本文值得重视之处在于它将个人和一家一姓的利益与社会整个的利益加以分别处理。显然这位作者体会到逻辑上所谓“构成之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也就是说对于个别个体为真的东西，对其全体而言不一定为真；反过来说，对全体为真的东西，对个别的个体而言也未必为真。

    另一点发人兴味的是作者提到的一段《孟子》。在这段文字中，孟子为自己奢泰的生活辩护，他说：“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当然孟子也马上补充一句，像他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只适合像他这般富有的人而已!

《孟子》这段文字中“羡”与“不足”等字也出现在一些其他古籍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管子》[2]。在《盐铁论》[3]中，则有一段令人迷惑的字词，“前不足”、“散不足”与“聚不足”。当代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其“羡不足论”(“Zum Chinesischen Luxus-Ein Beitrag zur abwechselung des Luxus in China”)(《史学杂志》，51卷1期，1940，页27—56)中曾主张这都是“羡不足”三字之讹写，意指财富分配的不平均，这点我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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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松平定信时代》，1936年，页222—226，255—256。

[2]  《管子》，五十二、七十三、八十一，(《四部丛刊》本)，卷17，页2下；卷22，页4下及卷24，页1下。五十二篇内文“义不足”三字(卷17，页2下)应照猪饲彦博的校改，读作“羡不足”。并参考Lewis Maverick，Economic Dialogeus in Ancient China；Selections from the Kuan-tzu，pp．97—98，117，181。

[3]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章。《四部丛刊》本，卷5，页15上；卷6，页1；卷6，页10。二十八章是P．A．Boodberg与T．C．Lin所译《盐铁论》的最后一章，刊于JNCBRAS，65(1934)．73—110．文中，“前不足”被当作“前面(所描写)的不足现象。”

论治者频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1]：“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何者?势使然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若使倾财而委之沟壑，则奢可禁。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上之人胡为而禁之?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为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以相济也。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或曰：“不然!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故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杭”，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其奢，其民颇易为生尔。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济之耳。固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不劳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呜!此可与智者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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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言论最早大概是司马光提出的(《文献通考》卷23，页226下)，虽然类似的观念在更早的文献中早就以不同的字句出现了。

    原题：“Economic Justification For Spending-An Uncommon Idea in Traditional China”，收于Lien-sheng Yang，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pp．58—74，由陈国栋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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