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学者梅文鼎对“中西会通论”有系统的阐述，他说：“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在善学者知其所以异，又知其所以同。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v]不过，近代以前的“中西会通论”针对的是“西学”中的历法和自然科学技术。近代以来儒家学者的“中西会通论”则把会通的范围逐步扩大到整个“西学”与“中学”。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师培、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张东荪、杜维明等人都在大力推动“中西会通”和“文明对话”[vi]。其中康有为为儒学与“西学”的“会通”确定了基本原则：“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vii]张东荪主张“中国道统中融入西方的道统精神”（张东荪认为在世界上有两个基本的道统，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道统，一个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道统。中国的道统主要是儒学与理学（儒学的发展形态），西方的道统是耶学（基督教）与民主。在他看来，假如中国的道统中融入西方的道统精神，中国文化将会绝处逢生）[viii]；杜维明提出“深度反思”[ix]和“继承启蒙精神，超越启蒙心态”[x]；盛邦和主张“融构”[xi]；张立文提出“和合学”[xii]，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中西会通的思路。

五、“接续主义”

提倡“接续主义”的是杜亚泉。他以“文化保守”者与文化调和者的角色登上中国的文化舞台，与反传统“主帅”陈独秀有一场著名的文化论战。而究其本质，视其为文化接续主义的主唱，似乎更为恰当。

何谓接续主义？杜亚泉是通过国民与国家的关系来加以说明的。他认为：国家如同大厦，国民于此大厦内生活，赖此大厦而生活，无一日可舍此大厦。国家对于国民来说，不是“一时之业”，而是“亿万年长久之业”。国家如同大家产，祖宗传之于我，我当经营之，增殖之，“以复传之于我之子孙”。[xiii]只有对于国家之大家产能够加以爱护、继承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国民。他归纳说，“对于从前之国民而善为接续，对于今后之国民而使其可以接续，此即……所谓‘接续主义’是矣。”[xiv]杜亚泉认为他的“接续主义”包括“保守”和“开进”两重含义。他反对单一的“开进”而全无“保守”，他指出：“有开进而无保守，使新旧间之接续，截然中断。则国家之基础，必为之动摇。”他指证近世之国家开进而能兼于保守，以英国为第一。即使美国，其建国也“根据于殖民时代之历史者为多”。[xv]他也反对有“保守”而无“开进”，认为纯然拘于旧业，就是顽固。今日之国民，既享用前代人开进之恩惠，又不断自勉，以求不断之开进。他的思想还有某些不足，总强调“君道”、“臣节”的概念，实与民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相抵。杜亚泉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抱的基本态度是：继承、改造。不过，继承的份量要远大于改造。他是一个具有调和倾向的“传统”派，虽然没有自我声明，而一切言论已经能够说明问题。

杜亚泉强调文化接续主义，重视社会历史发展的自身延续性，带有一点保守色彩。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处在五四那个社会激进、“文化革命”的时代，其生存状态艰难而不景气。我们不去言说杜亚泉当年的遭遇是否公正，然而，思想之树常青，问题是值此今日，他的思想可以咀嚼出新的语境。十多年来我们看到了一些情况，如海外中国学者讲渐进、讲“告别革命”，从这些知识人的思想脉络里感觉到学术重心的转移，其实是对中国历史惯性的反拨。当然，也不能把他的思想神化和意识形态化。中国要从农业文明转向工商文明，从封闭的封建专制社会过渡到开明的民主社会，有时候革命是必要的选择，一味强调改良和延续，会断送历史进步的机会。因此，以反对“激进”与主张“接续”的名义，质疑近现代史上的“革命”，本身思想套路就过于“激进”而不那么“接续”了。杜亚泉更多的是立足于文化和道德的层面，他的“接续主义”主要说的是文化接续主义，而现代化确是文化、伦理与制度的综合。他有感于上世纪20年代的社会情况发出“迷乱之现代人心”的忧叹，时至今日依然给人以感悟。中国需要建设一个稳定与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和规范，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正有助于此。

六、“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主张“全盘西化”著名学者是胡适。陈序经也持相同态度[xvi]。后来胡适将这一主张修正为“充分世界化”和“现代化”。声援他们的还有“察见中国全部的文化已不及全部西洋文化”、预期“中国全盘西化是可能的事”[xvii]的吕学海、主张“更深刻更广泛地西洋化”[xviii]的梁实秋、主张“尽量西化”[xix]的严既澄、主张“从基础上从根本上从实质上西化”[xx]的张佛泉、主张“大部分西化”或“现代化”[xxi]的张奚（熙）若，主张“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xxii]的熊梦飞等。除陈序经、吕学海等极少数人外，“西化派”的大多数都不主张“全盘西化”，但他们都主张“大部分西化”或“根本上西化”。胡适的具体主张体现在：1929年在《中国基督教年鉴》发表的《中国今日的文化的冲突》，1935年3月31日在《独立评论》发表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和同年6月21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等。陈序经的具体主张体现在：1933年12月29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国文化之出路》，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出路》，1935年6月21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全盘西化论的辩护》等。

胡适提倡“全盘接受现代西方文明”，不是没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切认识，而“全盘承受新文明”是胡适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在胡适看来，“中国的问题是她在多种文化的冲突中如何调整的问题”，也就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中国现在的一切麻烦“都可归咎于在将近60年间尖锐的文化冲突中未能实现这种调整”。由于“这个问题从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和自觉对待，而只是被惰性、自大和表面的改良措施所避开和掩盖”，结果，“中国今天对自己问题的解决仍象半世纪前一样遥远”。当务之急是“清楚地认识文化冲突这个问题的现实而予以解决”，解决的目标和关键是：“中国当怎样自我调整，才能使她处在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现代西方文明之中感到安适自在。”胡适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一种是“抗拒”，即“中国可以拒绝承认这个新文明并且抵制它的侵入”，不过，胡适认为这种态度“今天没有人坚持”；第二种是“全盘接受”，即“一心一意地接受这个新文明”；第三种是“有选择性的采纳”，即“可以摘取某些可取的成分而摒弃她认为非本质的或要不得的东西”。胡适反对“选择性现代化”，主张“接受性现代化”。理由是“选择性现代化”最终“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从而成为“保守主义”的“庇护所”。[xxiii]陈序经同意胡适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他也同样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从这种认识出发，陈序经认为：“想着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从文化下手。”可是，文化又如何下手呢？陈序经的分析是：“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衷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xxiv]

虽然胡适公开声明“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道路”，并认定，“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xxv]这样看来，胡适是彻头彻尾的“西化论者”，似乎谈不上重建。但是，当我们看胡适的解释，却发现了“胡适式”的“重建”，而且不无道理。胡适说：“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扬光大的。”[xxvi]联系胡适“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言行，胡适的确是主张“文化重建”的。胡适念念不忘“再造文明”，但他主张先以“破坏”再行“建设”。无非是胡适认为要先行吸纳西学以作批判中学的武器，然后再行本国文化的建设工作。说胡适全然主张“西体西用”，可能需要再加斟酌。当然，胡适这种“自然淘汰”的主张实行起来是令人可疑的。

七、“本位文化”

“本位文化”是由王新命、陶希圣、何炳松等十位教授提出来的。具体主张体现在王新命等十教授于1935年1月10日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和同年5月10日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发表的《我们的总答复》两文中。基本主张在《宣言》里，《总答复》是对批评派的回应和对《宣言》的补充。这次讨论的成果结集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本位派”的舆论阵地主要是《文化建设》。对“本位文化”论寄以同情的包括：主张“中西调和”[xxvii]的穆超，主张催动中国旧文化的“老根”再发“新芽”[xxviii]的张东荪，主张“继续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保存”和“采纳”中国和西洋“优美文化”、“还要创造新文化”[xxix]的吴景超，主张“民族本位”[xxx]的陈石泉，主张“三民主义即中国本位之文化建设纲领”[xxxi]的陈立夫，拥护“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反对“中国文化本位”的文化建设[xxxii]的常燕生，强调要有一种“国民性之道德”精神[xxxiii]的太虚法师，认为“建设中国本位意识”是“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之“前提”[xxxiv]的刘絜敖，主张“破中求立”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xxxv]的丁遥思，赞成“中国化”的“新启蒙运动”[xxxvi]的张申府，主张“一切物质文化建设采用最新的发明，一切精神文化建设非有批评态度不可”[xxxvii]的李麦麦等。

“本位派”认为，从发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的思想遂为之一变。在文化的领域，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文化的领域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xxxviii]看来，“本位”派和“西化”派都把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对准了“民族国家认同”，但最终的解决方案却大相径庭。“本位”派把“民族国家认同”的实现落实在民族文化的“现代性”重建上。“本位文化论”反对复古，也反对崇外：“有人认为中国该复古；但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农业的封建的社会交嬗的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社会的英、美，自有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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