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文化”派认识到民族文化认同建设对现代国家认同和社会整合的价值。为此，“本位文化”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民族凝聚和国家认同确实是任何要推进现代化的国家第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由此，“本位文化”派的建设价值和历史地位得以确立。但“本位文化”派也蕴涵着对民族文化的护短，这往往成为“西化”派批判的靶子。胡适对“本位文化论”的性质判定为“‘中体西用’论的最新式化装”和“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表现”。他尖锐地批评“本位文化论”“里含的保守的成分多过于破坏的成分”，“他们太舍不得那个他们心所欲而口所不能言的‘中国本位’”。[xl]胡适是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主义者”，他坚持的文化信条是“不破无以立”，他认为“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现在还远没有进入建设的阶段，胡适的尖刻批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按胡适的看法就是“本位文化论”看上去很好，其实太超前了。当然，胡适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也没有达到他自己所期许的高度，因此，对文化建设的看法有机械论的意味。但是，“本位文化”派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及其关系的理解也不深刻，甚至有护短的毛病，确乎是历史事实。

八、“民族本位”或“国家本位”

主张“民族本位”或“国家本位”的文化重建论，主要代表有陈石泉、常燕生和刘絜敖等。他们参与了“本位”VS“西化”大论战，对“本位文化论”寄以同情，但不同意“文化本位论”，而提出“民族国家本位论”。

陈石泉主张“以民族为中国文化建设之本位”，并把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升到“国家政治经济一切建设的导线”地位。他认为，中国文化建设必要的条件和最大的原则是：（1）销除以往的精神和物质两立的成见；（2）应以民族为中国文化建设之本位。在此基础上，要以科学方法检讨过去文化运动的错误，对西洋文化取其所当取，并要“迎头赶上去”，对中国旧有文化存所当存，且要“从根救起”，积极地注重发扬四大精神和消极地注意破除四大观念。应该积极发扬的四大精神是：“民族精神”、“统一精神”、“创造精神”、“科学精神”。需要逐渐破除的四大观念是：“封建观念”、“奴隶观念”、“利己观念”和“阶级观念”。陈石泉强调，文化的本质是应付时间和空间以求生存进化的成绩。“文化建设”为国家政治经济一切建设的导线，未有文化低落或腐败的国家，能够在世界上繁荣滋长的。[xli]

常燕生明确表示赞成“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而反对“中国文化本位”的文化建设。他对“中国本位”的解释是：一切文化建设都须以中国这个国家有机体的利益为前提。有利于中国的文化，无论是国粹或欧化都应该保存接受，有害于中国本身的组成和发展的，无论是国粹或欧化都应该打倒拒绝。常燕生认为应该打倒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的家族主义思想，道家的个人主义思想，佛教的出世思想等。他反对“中国文化本位”，认为中国固有文化不见得都有保存的价值。他认为当今“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应该特别关注的事项有三：第一是近代国家意识的养成；第二是培养集团斗争的精神；第三，赶快完成近代国家的有机组织。只有进行“国家本位”的文化建设，中华民族才能够继续生存发展。否则，大家只有准备在坟墓里相见，让鬼魂们去讨论“保存国粹”和“全盘西化”的问题罢！[xlii]

刘絜敖对“中国本位”的解释与常燕生一样，强调“事事以中国利益为前提”。所谓的“中国本位文化”，就是“在中国的利益前提之下，以从事于文化活动”的意义。刘絜敖批评“本位派”虽然将“中国本位”四字标出，但未加以具体的解释，所以使人捉摸不定。他说他一向对于一切事物都是主张“中国本位”的。不过刘絜敖认为在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之前，要先建设“中国本位意识”，否则，一切都归于白费。他再三致意的是“中国本位意识”的建设。他强调，“没有本位意识，是绝对不可于外来文化接触的！”如何建设“中国本位意识”呢？刘絜敖主张要从事三种工作和具备两种觉悟。这三种工作就是：第一，“自己认识工作”。就是彻底地检讨中华民族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固有文化的特质所在，以明了自己是一个什么东西。第二，“认识他人工作”。就是要尽量探索欧美各强的实情和全世界是一个什么情状。第三，“比较认识工作”。就是要多多研究各民族各文化过去的盛衰兴亡史实，发现其所以兴盛所以衰亡的因果法则，以衡量我民族我文化的生存能力，并资我民族我文化的借镜与警惕。我们还要具备的两种觉悟是：第一，对外来民族及其文化的防范和警惕意识；第二，独立自强意思。有了“中国本位意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才算开始。但由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至繁至难，又关切国家民族的命运，刘絜敖主张“全体文化动员”。[xliii]

“民族国家本位论”是“本位”VS“西化”大论战中催生的一个变体，“本位文化”有文化护短的毛病，而“全盘西化”又陷入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沼，产生颠覆民族文化认同的危险和社会的“精神大分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民族国家本位论”是对二者进行批判反思的产物。

九、“西体中用”

“西体中用”论的代表是熊梦飞，他参与了30年代“西化”派和“本位”派的论战，他比较同情“西化”派，但对“本位”派的合理方面也有吸收。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地为吸取所谓西洋文化，只有吸取西洋文化，才能使中国在现代化的世界里生存下来。这是几乎近代以来国人的共识。但是，全盘吸收乎？局部吸收乎？吸取根本乎？吸取枝叶乎？曾经过学者们无数次的争论，至今还没有获得一个定论。

熊梦飞提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四大原则：第一是“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第二是“局部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枝叶装饰”；第三是“运用西洋文化根本精神，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剔除中国固有之毒性文化”；第四是“中西文化动向一致的条件下，保留中国民族特征，加以中国民族创化，成为一种新文化”。关于西洋现代文化的根本精神，熊梦飞的解释是“科学化的学术思想、机械化的工业与农业和民主化的政治社会与家庭组织”。熊梦飞把他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四大原则称之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恰恰相反。

熊梦飞批评“本位派”把欧美文化看作“干儿子”或“入赘婿”，而视中国文化为“亲生骨肉”。他的结论是：中西文化过去并无截然鸿沟，将来趋于浑然一体；中西旧无所谓“本位文化”，将来亦难建设新的“本位文化”；中国将在遵循以上四大原则下实现现代化。[xliv]

熊梦飞的“西体中用”论的基本主张概括起来是两句话：“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和“加以中国民族创化”。这与仅限于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物质文明因素的“中体西用”论确实有天壤之别。毕竟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中的农业精神因素太重，而现代西方文化是更新后的工业文化，中国现代化如果要跨越式或超越式发展，甚至仅仅要进行工业发展，不根本改变源于农业文明的制度与态度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经济学家（如阿瑟·刘易斯和冈纳·缪尔达尔等）和社会学家（如马克斯·韦伯和塔尔科特·帕森斯等）在这方面已经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因此要创造出适应工业文明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包括一种新的生活态度或生活心情。全盘照搬西方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必须适应中国不断发展中的现代化语境。由此看来，熊梦飞的“西体中用”论符合中国文化演进的走势。

十、“合题”

提出中国文化建设“合题”论的是冯友兰。他自觉地把自己同“反题派”区别开来、并把“正题”——“反题”——“合题”提升到中国文化建设进路的历史高度来论证。

冯友兰将他自己的文化建设论和清末的文化守旧论区别开来。他认为张之洞等旧儒者，虽处在激烈的世事变局中，但并不打算对儒学做大改造。他们所处的地位以及作为旧时代人的精神局限，使得他们的识力和魄力都不够大。他们赞成吸取西学，但仅对其中的科技工艺而言。他们对西方政体学理精髓不予理睬，于旧文化格局取消极守护的态度。因此，他们代表近现代中国文化变迁史“正”的一面。冯友兰将五四文化对中国旧传统的批判与否定看成是“反”的一面。五四对中国传统文化取最激烈的批评态度，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对中国文化抱全盘否定的态度。冯友兰既不同意“正”的一面，也不站在“反”的方面。他依照黑格尔的理论以为，中国文化建设正是沿着正、反、合的路径发展的，现在中国学界所要做的已经不再是“正题”或“反题”的工作，而是“合题”的工作，即总结前一阶段中国文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在对就传统做批评与改造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做高层面的再肯定与回归。

通观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史，确实是沿着“正题”（保守）、“反题”（破坏）、“合题”（建设）的历史逻辑向前发展。所谓“正题”是“正统”中国文化的原型。西学东来，还在做“正题”工作的，自然就被说成是保守派。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学者大多在做“反题”的事。他们表现激烈，几乎骂倒中国一切传统，对旧文化矫枉过正。平心而论，文化批判（破坏）主义不一定完全不要中国传统，只是强调肯定之前，先行否定，是文化改造的必经路径。胡适一面鼓吹“全盘西化”，一面又埋头整理“国故”，正反应了这种心态。同理论之，从杜亚泉到何炳松，再到张君劢，冯友兰，熊十力，唐君毅，牟宗山，徐复观，杜维明等，也不可以视他们为“文化保守”。相反，他们是怀着一种使命感，在做文化建设的“合题”工作。他们并不反对西学的输入，因为他们说过：“吾人不能仅以保守为能事”、“西洋学术之输入，夙为吾人所欢迎”、“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之文明之中”。他们只是企求在被文化破坏主义者拆就的一片废墟上，再寻地基，重建新楼。这座新楼，其法式与构造尽可以学习西方，但“地基”一定要是中国的。西洋文明尽可以“融合”于中国的肌躯，但血脉一定要是中国的。他们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化保守派，而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合题派”或“建设派”。文化的“合题派”，其历史功劳不在“反题派”之下。固然，舍“反题派”（“破坏派”），旧文化依然不变。然而，若无“合题派”的事业，废墟将永远是废墟，新文化再造无日。“反题派”与“合题派”争吵了一个多世纪，而在建立中国新文化的共同意义上却是异声同调，殊途同归。由此，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辨证发展的过程。对儒家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应该作如是观。

十一、“化西”

“新心学”的倡导者贺麟反对“被动”地“西化”或“全盘西化”之说，主张“张扬民族文化精神”又“得西洋文化体用之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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