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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文科学五十年

时间:2009-8-8 16:37:06  来源:不详
协调与合作,包括各对立阶级相互的让步。可是,在上述差不多三十年时间中,进化的作用几乎完全被取消了;而革命,又被极度简单化地归结为最贫困者的造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名言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中,成了无数罪恶活动的迷人外衣。为了给这种革命观提供理论基础,并使人们强行认同这样的革命性,哲学、历史学与文学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不得不从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唯意志论,承认凭藉人们的主观意志与高昂的革命热情,就可以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即在仍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耕经济基础上,可以建成社会“一大二公”的纯而又纯的理想世界。否认必须通过生产力高度发展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违背历史实际与现实实际地一味颂扬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传统,使民粹主义倾向充斥人文科学所属各个学科。
      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发端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随后,正是在人文科学所属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展开的一系列讨论,迎来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不仅使人文科学从先前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而且为社会乃至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解放提供了思想的理论的基础。
      综观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发展与繁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从对人的革命性的关怀转到了对于人的现代性的关怀。这个转变,最初还是从革命性自身培本固原开始的。哲学、史学、文学的研究,都证明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最根本的动力,不能离开特定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去片面夸大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从生产力的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劳动与资本各有不可替代的革命的历史作用。没有现代化的基础,没有现代文明的广泛发展,社会主义将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由对现代化的关怀,人们进一步关注到人自身的现代化问题。先前,只有政治人、阶级人、单位人,没有独立自主的个人的合法地位,而要实现现代化,政治人必须变为经济人,阶级人必须变为可以自由发展可以自由改变社会地位与个人命运的人,单位人必须变为能够自主、自立、自由的个人。对于现代人的关注、对于人的素质全面提高的关注,使人文科学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推动力和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
      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发展,由于认同于现代性,呈现了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多元化。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文明的创建,是一个包含着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思想与行为层面在内的全方位大变革。它表现为经济上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法治化、公共事务专业化,社会的普遍中产化、人的工作与地位及利益非固定化、机会与权利平等化,思想与文化上的理性化、科学技术的普及化、行为方式上的个性化等等。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见过的巨大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需要人文精神的空前高扬。因为精神家园的重建包含价值体系的重建,知识结构的重建,道德的重建,审美能力的重建,乃至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的重建等等,无一不依赖于人文科学的活跃与繁荣。至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变革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冲突的协调、化解,以及如何在积极健康的更高基础上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以使现代化目标更为有序地实现,更离不开人文科学所属各科学普遍的发展与人文精神整合作用的充分发挥。如此繁重而复杂的历史任务需要人文科学多层次、多视角以及多元的发展。人文科学所属各学科分别承担着这一历史任务的各个不同方面,这些学科同样需要多层次、多视角以及多元的发展。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蓬勃发展中的多元性,正是适应这一需要在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其二,走出经院、走出课堂,紧密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紧密结合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和急迫要求,以富有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现实性的成果,满足时代对人文科学的需要。近二十年来,人文科学发展中有不少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现象,也有若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追求象牙塔中纯学术的现象,但是,主流的方面,是人们越来越明白,人的精神家园与终极关怀并不在虚无缥缈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它们就存在于当下人们最普遍的生活之中,存在于活生生的此岸世界。人文科学不是引导人们远离现实,而是引导人们勇敢地面对中国及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现实的挑战,从自然环境恶化、生态平衡破坏的挑战,资源匮乏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一国之中不同地域资源享用极不平衡的挑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挑战,物质生活水准迅速提高而世界贫富两极化问题更为严重的挑战,以及在这些挑战面前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关系重新组合重新构建的挑战,直到知识重构的挑战,道德重构的挑战,产业结构改变的挑战,生活方式改变的挑战等等。实践证明了,人文科学越是贴近生活,越是贴近大众,它就越有活力。
      其三,理性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在社会全方位巨变中,必然会出现大量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与行为。人文科学的发展,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自己要求自由,同时尊重别人享有同样的自由,自己要求解放,同时保护别人取得同样的解放。因此,即使对于非理性主义,它也采取宽容的理性的态度。它不放纵自己的感情,任凭自己的感情意志去因应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挑战。理性化,更表现于它关注现实,又尽可能地避免狭隘的功利主义;它决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但是,又不多自尊大,忘乎所以;它的最可贵之处,就是又于自己,对于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既满怀自信,又抱着谨慎的批判态度,既充分重视现代化不足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也充分重视伴随着现代化发展而来的各种新的问题。它敢于正视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俗化过程中与物质主义相伴产生的金钱至上纵欲主义、腐败横行的危害,但又决不在重建精神家园时走向悲观主义、虚无主义乃至神秘主义。
      当然,方才过去了二十年时间,中国的人文科学还远远没有成熟。但成就已有目共睹。其前景,则更令人充满信心。
 


      三 从“师法”到“创新”
 
      回顾半个世纪来中国人文科学所走过敲道路,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必须予以重视,这就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师法”他人之后,终于走到以“创新”为自己的第一职责。
      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最初是师法欧美日本,后来又师法苏联。五十年代,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指令下,哲学,历史、文学及其他人文科学毫无例外地统统“以俄为师”。俄语成了第一外语;连同语言学在内,几乎所有学科都请来了苏联专家讲课;还翻译了一大批苏联相关的理论著作乃至教科书,其中不乏一流著作,但许多是二三流著作,却一概奉作金科玉律。
      五十年代后期,由于中国的实际与苏联的一套不断发生抵悟,更由于中苏两党两国思想上政治上产生了裂痕并急速扩大,关系走向恶化,在反对教条主义、埋葬教条主义的口号之下,转而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毛泽东的著作、讲话,经过大力提倡,在人文科学所有学科都成为最高的权威。然而,究其实质,核心架构仍然源自苏联,特别是列宁与斯大林的相关著作,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延安整风中,苏共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源自斯大林主义的许多基本观点不但被继承下来,而且常常变本加厉。与此同时,也更多地强调了发扬自身优秀的革命传统与理论树建。但是,得到褒扬的,相当大一部分却是在战争时代形成并强化了的军事共产主义传统、民粹主义传统、农民战争与农业社会主义传统、运动群众及群众运动传统等等。全党全国都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人文科学能有多少独立自主思考与发展的空间?甚至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书法的真伪那样的讨论,都得由毛泽东本人亲自组织与过问;象章士钊的《柳文指要》那样的学术著作能否出版,也得毛泽东本人批示。当“文化大革命”到来之时,人文科学几乎所有有成就、有一些不同于毛泽东相关论述的独立见解的学者都被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都被打倒在地,他们的著作几乎全部被封存,自然也就毫不奇怪了。而像郭沫若那样在文字学、历史学、文学方面卓有树建的学者尽管早就忙不迭地认了错,并表示要烧掉自己的所有著作,最终,也还是未能逃避由毛泽东本人亲自发动的对他“尊儒反法”倾向的一场全国性大批判。十年浩劫之中,人文科学万马齐暗,肆虐中华大地的是“八亿人民,不斗行吗”的斗争哲学,伪造党史军史的隐射史学阴谋史学,以及评法批儒、文学上的“三突出”等闹剧。
      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转移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上。人文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但是由于刚刚打开国门,走出了自己的封闭状态,一下子接触到国外人文科学几十年来大量新的研究成果,不少人未免为之头晕目眩。于是,形成了一阵新的热心译介和师法国外各种新思潮的热潮。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与现代化相关的大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著述,都被迅速介绍到中国来。人文科学所属各学科也因此而空前活跃。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儒教、新道家、新佛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依德主义、证伪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符号学、普通语义学……,都在中国找到了传播者、应和者。这一现象表明,中国人文科学还没有真正走出以师法他人为主的时代。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至今仍在持续着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研究热,以及各地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对于人文科学走出师法他人为主的时代,转而致力于在对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全面审视批评中,创造适应时代要求的自己的新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沿革的研究,关于中国各民族民族文化的研究,关于中国各地区的地域文化的研究,关于中国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研究,关于中国观念形态、物化形态及制度化形态文化的研究,关于中国与世界各大文明、各大区域文化交流的研究,关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对于世界各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文化的研究,使研究者触及人文科学所能及的所有方面,触及所有浅层次与深层次问题,接触到对同一问题古今中外名家的不同论释与不同评价,而这一切,给研究者进行独立思考和具有个性化的判断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难得的机会。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和无尽无休的论争,也迫使人们努力避免浮躁、浮泛、浮夸之气,沉潜下来,认真严肃、踏踏实实地进行比较深人的研究,发展创造性的思维。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初现端倪,培育创新能力作为提高全民族素质的紧迫任务给提了出来,人文科学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思维与能力发展的方向,决定着人们究竟是向复制性思维与复制能力方向发展,还是向创造性思维与创新能力方向发展,是安于做应用者、传播者,还是力争做创造者、发明者。而要将人们引向发展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前提就是人文科学自身要充满创造的活力,要有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时代精神的推动下,中国人文科学已经开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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