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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春秋》——关于儒学运动起源的冥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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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7: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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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尽了自己的“人事”之后，就应当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这位伟大的教师以其绚烂的一生见证了“人的完成”。晚年的孔子这样向学生讲述平生为仁的进境——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懂得自作主宰；四十而不惑，做到了理事无碍；五十而知天命，开始自觉地听从“仁”的“绝对命令”；六十而耳顺，最终化解了“意必固我”的积习；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终于与生生不息的“仁”融为一体。
儒学运动的最高宗旨在于通过先知先觉的“超人”实现“天下归仁”19的伟大的政治理想。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诸夏”已经全然忘却了这个美好的名字所象征的优雅的文化传统。国际社会如同一艘巨轮在礁石密布的航区超速行驶；船上的乘员放心地将舵位让于主宰，关心的只是如何加速、加速、再加速；他们身上的动物本能为前所未有的自由欢欣鼓舞，不断勉励他们再接再励。在历史的最黑暗的时刻，“仁”终于苏醒过来，通过他的“木铎”唤醒醉生梦死的“人”。年迈的孔子与其弟子驾着车乘奔走列国，栖栖惶惶、席不暇暖，为灾难深重的人类探寻新的道路——“人”终于清醒地意识到需要凭籍其自作主宰的意志把握自身的命运。这是一个永远为后人所铭记的伟大的时刻，文明的历史由此开始了新的纪元。从人类的祖先开始“用无花果树编衣敝体”，不知曾历几劫几年；直到此时，历史才姗姗迈入“仁的自觉”这一全新的发展阶段。“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20，其中不乏当代第一流的政治人才、军事人才和外交人才。他总是鼓励弟子从政，希望未来的社会在这些充分意识到“人”的责任的“超人”的领导下逐步超脱宰制着动物界的自然法则，最终实现人类的自我完成。那时候，天下之人都在匆匆奔走——有的人为了个人的利益匆匆奔走，有的人为了家族的利益匆匆奔走，只有孔子与其弟子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匆匆奔走。见到衣冠楚楚的人类用百倍锐利的爪牙表演着不着衣冠的禽兽在原始丛林中日日表演的节目，他们作为高贵的“人”对自己的同类感到羞耻。正是为了“人”的尊严，这些“超人”不计成败地努力奋斗。
知天命之年的孔子象年轻人一样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不知疲惫地奔走在那条崎岖的永无尽头的道路上。黑暗笼罩着广漠的大地，伟大的华夏族文明此时余下星星之火、在其心中燃烧。他知道这星星之火终将燎原，因为最黑暗的时候也就是“仁”开始苏醒的时刻。在崎岖的道路上挫折和危难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这位挚爱人类的老人，但丝毫也没有损害他对人世的眷恋和未来的信心。在绝粮陈蔡命在旦夕之际，气度雍容的孔子仍与弟子讲诵弦歌不衰。“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儿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21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超人”，人类不论遭遇多么严峻的困境都始终充满着希望。从前四九七年去鲁至前四八四年归国，孔子携其弟子在外奔波十三年，“干七十余君，莫能用。”22当时的世界正醉心于疯狂的权力斗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倾听一位“不识时务”的老人的理想和志向——他的伟大也正在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还不足以理解他的伟大。唯有冥冥中的主宰真正识得这位倔强的老人。是他将主宰的隐私遍告世人并教“人”如何从中获得“自由”，也正因此遭到了主宰的忌恨和报复。而他所能报答主宰的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发愤工作，为其发起的儒学运动撰写了一篇纲领性文件，此即儒家之“经王”——《春秋》。在这部书中，为人类的福祉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孔子为他所眷恋的世界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新〗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23此经通过鲁史之剪辑及孔子口说表达经义，全面革新了殷周文明的天道性理，乃五经中最独特最紧要也是最为难治的一部经典。《春秋》所本之不修《春秋》原属“周礼”系统，备于王官，很可能为孔门早期“礼”之教本；故三传虽杂部分“口说”内容，其所释“义例”泰半言“礼”，而非言“《春秋》”，实无与于普通所谓“微言大义”。《春秋》经义的研究当本董生“无传而著”24之说，从经文本身推断籍史事而“深切著明”之哲学思想，此其一也。“口说”乃经义之诠释与发挥，可助后人理解麟经大旨；然其义于经传之外散见于七十子后学之“诸子百家”——是故《吕氏春秋》、《春秋繁露》及《太史公书》皆采诸子以明《春秋》——没有对先秦两汉学术文化全面的了解就不足以言《春秋》，此其二也。《春秋》经义实涵盖了一套植根于新天道性理的高明的政治哲学，其内容强调兼摄经权、与时俱化。大致而言，先秦儒家守其经，孔门流衍之兵、法、纵横家得其权。《史记·商君列传》载：可能出自子夏系统的公孙鞅曾以帝王之道游说孝公，皆未中旨，最后终以富国强兵之霸道倾倒一代雄主。此即《春秋繁露·俞序》所谓“《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兵、法、纵横家乃战国之世真正之“显学”，以“据乱世”之《春秋》学见重于时。其学弊在得权遗经，往而不知返。而在战国时代不得其志的儒家终以“升平世”之《春秋》学独尊于大一统时代。这一变迁代表了战国晚期至前汉中国学术思想发展之大势。而前汉以下治《春秋》者除王船山外皆不明“王官之学”的原始精神，所论多无关宏旨。
《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25，是孔子在一生的政治活动失败之后为后世的政治家写的一本布道的书，其中蕴涵中国道统的精义——只有当思想家成为政治家的导师，学术凌驾政治成为第一权力中心的时候，人类才能克服深深植根于下腹部的弱点，进而从主宰那里争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26。在国命天授观流行的西周盛世，各级统治者通过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永葆其权力并以之传授子孙；驯至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肆无忌惮的“乱臣贼子”们在“理性”的唆使下疯狂地攫取权力，而最终无一例外地丧失了世代相传的权力。权力的本质是什么？其源何在？这正是《春秋》这篇儒家的“经王”所要解答的问题。经文忠实地记录了春秋时代的政治家在利欲的引诱下逐一丧权失国的经历：象征着权力的“礼乐征伐”在“所传闻世”从天子那里转入诸侯的手中；在“所闻世”又从诸侯那里转入大夫的手中，而在“所见世”再从大夫那里转入陪臣的手中。权力的本质是生生不息的“仁”迫使主宰向其让度的主权，人类因之脱离了“自然状态”；正是“终日乾乾”的仁心哺育了伟大的“周文”。而不动声色的主宰总是老练地利用人类的“利欲”伺机收回被迫让度的权力——这是麻木不仁的“肉食者”永远也不会明白的。当利欲熏心的诸侯肆意从天子那里攫取权力之时，他就自觉自愿地遵从自然法则的安排，从而将权力转交更具实力的大夫；而利欲熏心的大夫又依同样的法则将权力转交更具实力的陪臣。所谓“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27无明的利欲其实毫无辨别利害的能力，它所追逐的“权力”不过是真实的权力的一个虚幻的影像而已。这“权力”属于主宰而不属于人类——主宰以其左手予人“权力”，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以其右手毫不费力地将其收回。当利令智昏的“肉食者”为虚幻的“权力”热血沸腾之际，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可悲地沦为主宰的得心应手的玩偶——老谋深算的主宰正是利用人类的浅薄和愚昧收回他被迫向“仁”让度的权力。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弑君亡国的惨祸一再地发生，前事预言着后事，遗憾的是醉生梦死的“乱臣贼子”们永远在重蹈着前驱的覆辙。不修《春秋》依周史旧例必定同时记录当时的祥瑞和灾异，而《春秋》除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28外只有灾异的记录。盖因真正授予“有国者”“国命”的乃是生生不息的“仁”。在其眼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有的只是灾异，这“灾异”正是它向世人发出的谴告。
正是因为有了新的安身立命之所，华夏族文明和华夏族国家终于熬过了“上帝退隐”造成的阵痛，顽强地延绵至今。在孔子编订的六艺之中，《诗》、《书》、《礼》、《乐》属于殷周文明之旧典，《大易》、《春秋》则代表了“仁”与理性时代的“人”订立的新约。《易》原为备于王宫的三代卜巫之书，由孔子之《易传》而获得全新的内涵，形成与《春秋》外王之学相配套的内圣工夫。作为新王官的《大易》以“仁心”取代耆草以为“穷神知化”之媒体。“徒善不可以为政”29，这“仁”只能是达到自我意识的完成的“仁”——“智”。在“智”看来，大凡人事现象只有在变化不羁的时间流程里方显其真相，从中可以察照事态未来发展之几。仁以为己任的“超人”总是“见几而作，不俟终日”30，以其高度的心灵弹性与时俱化、不滞与物。这是一个身处“据乱世”的君子应当具备的心理素质。然万变不离其宗，如果“人”不幸而堕入权力斗争的魔道，唯利是图、与物浮沉，《易》教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此即“易之失贼”31及“易为君子谋”32的道理。职是之故，与《易》教相应的《春秋》教最重“华夷之辩”。“华夷之辨”不在种族血统而在文化理想之有无——自觉地恪守崇高的理想并以之为向导努力超脱自然法则的国家或民族为“中国”；反之，放纵本能、唯利是逐，将其命运拱手交给“上帝之手”的国家或民族为“夷狄”。一个人要先立乎其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要先立乎其大——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正因其立志要成为“中国”。它永远将崇高的文化理想视为指导国家行为的南针，高尚其志，逐步带动尚未开化的“夷狄”走上“仁”所指引的道路——所谓“齐一变至鲁，鲁一变至道。”33在沧海横流的乱世，“中国”只有损其文致，返质用忠，充分释放生命力以适应残酷的自然法则；而在丧乱之后，必定“隆礼义”以胜残去杀，逐步化解生存竞争的积习在人民心理深层的惯性。人类的历史之所以异于动物界的时间流程，就在于高贵的“仁”永远也不会容许主宰随心所欲地行使其法则。当“人”终于达到“仁”的自觉之时，历史的发展就开始步入人文演化的全新的轨道——在“据乱世”，人类“内其国而外诸夏”34，其动物本能通过种族矛盾表达自身；在“升平世”，人类“内诸夏而外夷狄”35，其动物本能通过文化冲突表达自身；而到了“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36，终于实现了“大一统”。人类的自然本能化除净尽之时，也就是“天下归仁”之日；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才完成了自身，从主宰那里获得完全的自由。“仁的王国”的来临不是因为仁慈的上帝赦免了“人”的“原罪”，而是因为高尚其志的人类以其自作主宰之意志战胜了自己的“原罪”。文明的进步永远以“人”把握自身命运的能力为其标度，动物本能所化生之物质成就实无与焉——主宰能予之，主宰能取之，一如镜花水月。只有不懈地积善成德，才能促使“仁的王国”早日来临。鲁哀公十四年春，当孔子将儒学运动的宗旨阐发无余之际，传说中象征着“仁义”的麟兽出现于鲁国的大野，这位伟大的教师记下了《春秋经》的最后一条——“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以为祥瑞。
注释：
1、《尚书·陶谟》
2、《诗·大雅·皇矣》
3、《诗·大雅·荡之什》
4、《老子·六十五章》
5、《史记·太史公自序》
6、《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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