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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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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7: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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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加上水陆交通与海外贸易之便，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城乡区域市场网络。(8)"京师漕粟多出东南， 江浙居于大半。"（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宋史·食货志》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东南沿海宋钱大量外流，日本、高丽及南洋各国都有；两浙市舶司先后管辖杭州、明州、温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五处市舶务，说明这里海贸兴盛。不过，也应注意如程民生提出的"东南经济只能与北方经济平分秋色，而不能独占鳌头。经济重心在南移的历史过程中……。"(9)
两浙是宋代先进地区，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两浙之富，国之所恃"（《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9）。两浙路上供在中央财政中十分重要，以宣和元年（1119年）为例，达4,435,788余贯匹两，居全国第一位。（见《文献通考》卷23《国用一》）两浙也是丝织业发达区，杭、婺、越、湖、抚等州是生产基地，产品质地"密而轻，如蝉翼"，生产规模"千室夜鸣机"，出现"机户"、富工、富贾等，带来经济观念较大的变化，尤其在职业观、消费观、义利观等基本方面。这里"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宋史·地理志四》）欧阳修《送慧勤归余杭》说"越俗僭宫室，顷赀事雕墙。佛屋尤其侈，眈眈拟侯王……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2 ）陶谷的《清异录》卷一记载当时天下"九福"其中有"吴越口福"之说。这里的人对商业不鄙视，"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故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19《杭州劝学文》）苏舜钦说："越俗浮薄，节行不坚"（《苏舜钦集》卷13《杜谊孝子传》）。《梦粱录》记杭都盛景，多处讲到这里风俗奢侈，骄奢淫逸，"至于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卷1《八日祠山圣诞》）
区分两浙的东、西是区域史研究中似应注意的。浙东包括温、处、婺、衢、明、台、越七州；浙西包括杭、苏、湖、秀、常、严六州及江阴军、镇江府八地。浙东多山地，浙西多泽国。王柏说："东浙之贫，不可与西浙并称也。"（《鲁斋集》卷7《赈济利害书》）浙东山地贫瘠， 负山近海不宜耕种，如越州"地无三尺土"（庄绰：《鸡肋编》卷上）；台州"负山濒海，沃土少而瘠地多。民生其间，转侧以谋衣食。"（《嘉定赤城志》卷13）温州平阳县"浙东之穷处也，邑于山谷间"（许景衡：《横塘集》卷18）。浙东粮食不能自给"全借浙右客艘之米济焉。"（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 ）温州"其 货纤靡，其人多贾"（程俱：《北山集》卷22《席益差知温州制》）。"永嘉不宜蚕，民岁输绢，以贸易旁郡为苦。"（陈傅良：《止斋文集》卷51）到明万历时修《温州府志》还讲温州"土薄难艺"、"民以力胜"、"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乾隆《温州府志》说这里的人多兼营副业或外出经商打工。平阳一带"文风逊浙西远甚。士子得一青衿便为止境，养习商贾事"，"诵读者率皆志气卑小，甫游痒辄束书高阁，营什一之利"（民国《平阳县志·风土志》）。这里风俗却好奢，杨简作《劝农文》说这里"其一风俗好奢，故虽耕而终贫；其二风俗好争，以好争故虽耕而终于贫……皆以奢侈为美为荣，父子兄弟意向，州闾邻里意向，无不趋于奢，无不羞于俭。"（《慈湖遗书》卷5 ）《宋史·地理志》说这里的人"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总之，这里与中原内陆农耕区域的安土重迁、贵本贱末、黜奢崇俭、重义轻利等等不同。
就当地经济结构来看，这里酿酒、产盐、造纸、采矿、漆器、制瓷、造船等是重要行业。韩彦直《桔录》记载"桔出温郡最多种"，"岁当重阳，（桔）色未黄，有采之者，名曰'摘青'，舟载江浙间"。当时有"永嘉之桔，为天下冠"（张世南：《游宦纪闻》卷5）的说法。另外，"二浙产盐尤盛他路，自温州界东南止闽、广，盐升五钱，比浙贱数倍。"（方勺：《泊宅编》卷3）据研究， 南宋盐利占国家财政的百分之48.4至54.2。(10)时人说："今日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实居其半。"（《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33）造纸业也很发达，两浙嵊县的剡纸，余杭的由拳纸都很有名，而"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自余皆出其下，然所作至少。"（《说郛》卷20），两浙纸大量外销，"两浙笺纸三暖船"入汴河上京（彭乘：《墨客挥犀》卷5）。 温州的漆器长期占据东京市场，《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宣德楼前专有"温州漆器什物铺"；温州雨伞也是古今有名之物。温州还是造船基地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记载两浙路造船最多，宋哲宗时令温、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这里还是商贸口岸，绍兴二年（1132年）及元代先后置市舶司于温州，当时，广、泉、明三州为主要海贸港口。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11)。叶适《汉阳军新修学记》讲"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水心文集》卷9）。"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 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水心别集》卷2 《民事中》）永嘉学派所在的温州地区"素号多士，学有渊源。近岁名流胜士，继踵而出。"（《宋本方舆胜览》卷9 ）时有"温州多士东南最"（真德秀语）之说。据统计《宋元学案》所载两浙学者中浙东七州共534人， 浙西八地共146人 ；南宋两浙状元共23人（状元总数49人）福建13人居次，两宋状元合计也是两浙30人居首位。《宋史》正传与《循吏传》统计两宋南方为官者以两浙最多（250人），超出第二位的福建（124人）一倍多。最高层次的人才是宰相，两浙先后有29人任相，比第二位的福建18人远多。(12)
浙东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共同特点是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其形成与发展具有浙东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学术传统，也与当地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人文氛围分不开。有关此学派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13)但对于其经济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将经济思想的系统考察置于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并与实学研究及后世近代化的结合研究大抵阙如。"古典的功利主义把行为的或规则的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总功利；平均的功利主义把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均功利。"(14)所谓功利，经济活动是为基础。作为事功学派，其经济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核心甚至标识；而金华、永康两派在经济思想方面或有独到处但不突出，尽管陈亮与朱熹进行了亘日持久的"王霸义利之辩"，但其经济思想却不够系统，不足以反映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最高成就。相比之下，叶适的经济思想则较为丰富而系统，且具有其特色和思辩性，成为研究的重点。
三、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学术氛围与思想特色
浙东地区是历代实学之渊薮，经济思想是"经世致用"之实学的核心。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既是其地域经济文化的产物，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氛围分不开。
宋代文官政治的一个重要文化特色，是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反传统精神。内忧外患的时局与"优待文士"的政策，促使有宋一代人才辈出，鼓励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精忠报国"、"士可杀，不可辱"等气节仕风；激励着反对墨守成规、主张变革时政的时代潮流。"方庆历、嘉，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陈亮：《龙川先生文集》卷11）连被认为是守旧派人物代表的司马光，也一再条陈"因循旧贯，更成大弊"、"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8、卷37）。熙（宁）（元）丰变法，则是震惊朝野中外的大变革。(15)宋人的"变风俗、立法度"以为"万世法"的意识，也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但与此同时宋代官场中，因循苟且、昏愦守旧甚至屈膝投降的风气主张，成为志士仁人高风亮节的鲜明对比。
反传统精神的再一个表现，是士林中较为普遍的"疑古惑经"的怀疑精神。传统的儒学体系，受到唐中叶以后社会变迁的震荡与道家佛学的冲击，儒家经典的神圣与先贤解经的权威，都发生着深刻的动摇。欧阳修疑《易·系辞》非孔子所作，刘敞著《七经小传》"异诸儒之说"，苏轼兄弟谓《周礼》不可信，司马光写《疑孟》菲薄孟子学说，王安石作《三经新义》以己意解经为变法张目，二程改《礼记·大学》，朱熹怀疑《诗序》的真实性，如此等等。(16)今人有统计宋代知名士人一百三十人先后对十三部经书分别疑改的记录，(17)这也成为"新儒学"的重要特征。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
反传统精神在经济思想中的反映更是鲜明。如"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观受到严厉批判，范仲淹为商人鸣不平，欧阳修力主"使商贾有利而通行"（《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5），李觏要求"一切通商，官勿买卖，听其自为"（《李觏集》卷16），吕陶建议"罢去榷利，许令通商"（《净德集》卷3），苏轼反对"与商贾争利"，主张"农末皆利"（《苏东坡全集·续集》卷11、《奏议集》卷12），王安石曾提出"罢榷茶之法"（《王临川集》卷70）等等；都是商品经济思想的发展。传统的义利观也有较大的突破，如李觏的"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李觏集》卷29）司马光提出"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9），苏洵则提出："义利、利义相为用。"（《嘉佑集》卷8）义利已无褒贬且先后可以颠倒。这些思想主张都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义， 许多观点属于历史上最先提出的，在经济思想史上颇有价值，对于促进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8)
浙东学派共同特点是倡言事功，主张经世致用，诸家大抵于经术外，精研史学，以谙悉掌故、经济、事功为务。被朱熹指斥为"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卷123）。"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 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朱子语类》卷122）浙东之学先有周行己、薛季宣、许景衡、郑伯熊、郑伯英、陈傅良等学者，至吕祖谦、陈亮、叶适等而光大。关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及渊源前人作了许多研究，黄宗羲《宋元学案》分立相关各门学案析其源流、阐其特征，章学诚写《浙东学术》今人吕思勉先生的《理学纲要》设有"浙学"篇，何柄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是研究专著。何先生指出："南宋以后程颐一派的学术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所谓浙东的学派实在就是程氏学说的主流，在南宋时代和朱陆两家成一个鼎足三分的局面。"(19)
金华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其祖上曾封东莱郡侯，号为东莱先生。隆兴时中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他历太学博士，官至著作郎、国史院编修官等，著述丰瞻，家富中原文献之学源远流长，吕氏自吕公著始，"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 《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吕祖谦在浙东讲学，生徒甚众，兼治经史，声名昭著，教人必以"致用"为事。他与永康、永嘉等学者至交，又同朱熹等理学家友善，与朱熹、张试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全祖望案语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金华学派规模宏大，探性命之本，贵涵养实践，学术力主"明理躬行"，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物理心性，注重治乱兴衰和典章制度。金华学者趋于事功，吕祖谦在所上札子中讲："不为俗学所汨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所眩者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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