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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人的关系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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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7: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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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关系认同的代表。透过这一代表性关系认同，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其与西方人的自我认同之特质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特性，即他人指向和关系操作。
所谓他人指向，指的是行动者总是倾向于对他人进行关系的认同，也即对他人是否与自己存在着某种特定的关系进行认定。中国人并非不进行“自我的关系认同”，但是纯粹的自我的关系认同，即那种完全为了获得个人的某种所在感和／或自我肯定而开展的关系认同并不普遍。因为，在传统中国，个人所生存的特定的关系网络几乎是既定的和不可改变的，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并不会发生诸如所在感或归属感危机的问题。事实上，在许多情境中，人们虽然在形式上是在开展“自我的关系认同”（如自问“我是他或他们的什么人”），但其实他们并非（或主要并非）是为了获得某种归属感或进行自我评价，而是为了对他人进行关系的评价，从而对自己应当如何对待他人作出判断。“我是他的什么人”或者“我不是他的什么人”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的人们在为自己不应承担某种责任时进行的辩解。这说明，在许多情形下，即使是“自我的关系认同”也不是纯粹的自我指向的；相反，它更似“自我对他人的关系认同”，是他人指向的，即为形成对待他人的态度和／或策略行动而开展的对他人的一种关系的评价。同时，这也表明他人指向的关系认同具有很强的“工具化他人”（即自我将他人视为其实现自我价值或利益的手段）的意味。
所谓关系操作，指的是行动者大多是通过对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的运作，即透过一系列的“做关系”的行动策略—— 划界、伸缩和区分—— 来实现关系认同。“划界”是通过对某种特殊关系标准的设定，使具有同一关系属性的人群确信彼此在这一关系上具有相似性和共同的利益，从而使其能够相互认同，并看到这种认同的内在价值。“划界”基本上是遵循一个社会中的文化标准来进行的。“伸缩”则表示人们在设定某种特殊关系的标准时是有弹性的，即它能够根据人们的工具性行动的目标进行调整。当工具性行动的目标不断扩展，从而需要有更多的人介入时，特殊关系的标准会随之扩大；相反，工具性行动的目标缩小，特殊关系的标准也会随之收缩。“区分”是行动者根据他人与自己是否具有某种特殊的关系而作出团体或派系的分别，即将具有某种关系者纳入“自己人”（“内团体”或“我团体”）的范畴，而将不具有某种关系者纳入“外人”（“外团体”或“他团体”）的范畴；从而作出对自己人予以优待，而对外人予以排斥的策略行动。资源的有限程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行动者是否采取这种关系区隔的战略，因此，这种战略更多地出现在竞争性的互动关系之中。
上述两个特质，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关系认同的构成及其作用。这就是：亲属认同构成了中国人关系认同的核心（成为其最基本的关系认同）；并且，以此为核心，中国人会根据其工具性行动的需要调整其关系认同的标准，即将该标准从亲属关系放宽到拟似亲属关系、地缘关系，乃至业缘关系，由此，其关系认同的范围也会不断扩展，即从亲属认同扩展到拟似亲属认同、地缘认同，乃至更为抽象的业缘认同。关系认同的范围的扩展意味着中国人可能由此将更多的非亲属关系者及其资源，吸纳到支持其实现某种工具性目标的行动中来。 关系认同的核心：亲属认同
那么，亲属认同—— 即依据亲属关系所展开的关系认同—— 何以能成为中国人的最基本的关系认同呢？众所周知，在西方，宗教和战争早在中世纪就已摧毁了氏族社会的等级制的结构［12］；但是在中国，儒家传统则令亲属或氏族关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始终保持着支配性的地位。在儒家思想中，亲属关系不仅具有超越个人的意义，而且也为个人的自我发展提供了一种基本的保证，亲属关系尤其是家族关系被认为应当是绵延不息的。个人的生命源于家族，同时他（主要指男系成员）也承担着延续和光耀整个家族的责任，为此，他要做到让自己的行为同自己亲人的期待保持一致；特别是，他要沿着其父亲为之规定的行为方向寻找自我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人也会得到来自亲属的各种支持，儿子们能较平均地从父亲那里获得包括遗产继承在内的各种支持；提供这种支持被认为是其父母的职责，但如果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其父母难以承担这样的职责，那么其亲戚［尤其是其舅父（注意中国人给予娘舅的这一不寻常的也即拟似父亲的尊称）］也会自觉其有更大的义务对其予以帮助。正因为亲属关系既赋予了个人极大的责任，同时又给予个人极大的支持，因此它也就自然成为中国人最为看重、也是最能认同的一种社会关系。
“《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段话告诉我们，立己达己则必然要立人达人。”［13］这说明，适应他人不仅是为了有利于他人，而且也是为了有利于自我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能够更好地取得他人的支持。他人的支持也构成了他人对于自我参与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儒家主张，自我需要也有权力获取他人的支持。正如马塞勒和徐在转述杜维明的观点时指出的，“人们必须注意这一点，儒教的自我发展概念承认人的意志是薄弱的和人是容易犯错误的。假如没有社会经验的支持，一个人单独追求自我的发展是很难想象的事；因此，人要发展必须要尽可能地寻找各种关系的支持。”［14］当然，还需一提的是，中国人寻求其最为重要的关系即亲属关系的支持，是有一种源于类似“关系契约”的权力的。因为，自我与他人（具有亲属关系之人）的关系是相互的：自我有责任秉承和实现他人的期待，同样，他人也有责任或义务对自我给予支持。正是这种相互性，使“他人的支持”成为自我利用他人的一种权力
正因为中国人最认同亲属关系，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有着来自亲属的支持，因此，中国人总是习惯于将亲属关系运用到其获取工具性行动的目标当中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将利用他人（即其“关系人）的范围完全限定在亲属关系之内。如前所述，事实上，中国人在设定特殊关系的标准时是有灵活性的，即人们是能够根据其工具性行动的需要对其标准进行调整的。当人们的工具性行动的目标扩展，从而需要获得更多的关系人的支持时，他们就会调整其确认自我与他人是否具有特殊关系的标准，也即将该标准从亲属关系放宽到拟似亲属关系，甚至将其进一步放宽到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中国人会将其朋友比拟为“兄弟”，中国人也信奉“远亲不如近邻”之说。由于地域身份关系着一个人的种种可能的利益，所以中国人很少有不重视与其原籍联系在一起的地缘关系的。中国人会根据情境的变化，动用不同范围的地域身份以开展其地缘关系认同。此外，中国人还会依照业缘即拥有共同的学习或工作（经历）这一特殊关系而开展其关系认同。中国人习惯于将其共同拥有某种特殊关系视为有“缘”或有“缘分”。“缘分”思想（带有佛教的影响）之本意，是把某种关系的存在视为天定的或命中注定的，但在关系运作中，它却常常会被有意用来增进认同和加强彼此的联系，以便使其成为自我实现某种工具性行动目标的支持力量。
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儒家思想中的自我与西方思想中的自我有着很大的差别。在西方，自我是独立的。正如约翰逊所言，“独立意味着能够逐渐地为其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能够减少他们对别人的要求，并且对他们的行动加以（内在的）控制。”［15］然而，在儒家思想中，自我却是依存于他人的。也就是说，自我的发展是需要他人—— 有意义的他人即其“关系人”—— 参与的，自我必须秉承他人的期待，这构成了自我对于他人的适应或责任，这种责任意识也是西方个体自我所没有的。正如朱高文所比较的，“美国人的自我似乎是通过个人主义来显示其特征的。它倾向于维护个体自我而不是去适应他人，并且为获得高度的自我依赖与独立而奋斗……传统中国人的自我，似乎相对更倾向于有意义的他人而不是倾向于个体自我……因此，一个中国的男性，它会意识到自己是儿子、是兄长、是丈夫、是父亲，却几乎不会意识到他就是他自己。”［16］
注释：
①本研究受南京大学985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之子项目“文化与民族认同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林尘等译. 自我与本我.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2］Erikson, Erik.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Selected Papers.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9：118
［3］库利，包凡一、王源译.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米德，霍桂恒译. 心灵、自我与社会.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5］戈夫曼，黄爱华、冯钢译.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6］［8］吉登斯，赵旭东等译. 社会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8、39
［7］［8］吉登斯，赵旭东、方文译.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北京：三联书店，1998：2、9
［9］［15］约翰逊，任鹰等译. 西方人的自我观. 马塞勒等.文化与自我—— 东西方人的透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97－140
［10］［12］韦伯，王容芬译. 儒教与道教.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1］［14］马塞勒和徐，任鹰等译，.导论：文化与自我的探索. 马塞勒等. 文化与自我—— 东西方人的透视.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3－26
［13］杜维明，任鹰等译. 导论：文化与自我的探索. 马塞勒等. 文化与自我—— 东西方人的透视.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243
［16］朱高文，任鹰等译. 导论：文化与自我的探索. 马塞勒等. 文化与自我—— 东西方人的透视.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267－268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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