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谈话语权力与农民形象的建构 |
 |
时间：2009-8-8 16:37:48 来源：不详
|
|
|
［论文关 键 词］ 话语权力；他者化；农民形象；现代性
［论文内容摘要］ 身份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社会性意义与价值的调整和塑造。本文关注文学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建构。文学作品的内容来源于社会生活，同时它们又塑造一幅幅建构秩序的图景，这种图景往往是社会分类的图景。农民形象的“抽象化”与“他者化”即为社会分类的结果并反衬着都市社区和精英群体的“先进性”以及国家的现代性诉求。
一、引言
在文学作品的话语框架中，农民形象时常夹杂在矛盾性的表达中：既是自力更生的生产者，又与“落后”“土气”“自私”等负面评价连在一起。这两种形象的并置实际上根源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城乡非同步性。城市既是市场化的“先行者”，又是现代性的“中心”，而农村则是市场化的“后来者”与现代性的“边陲”。
改革以来，城乡之间的相互接触不断增加，作为社会身份等级顶端所在地的城市成为农民的向往之地，而户籍壁垒的松动提供或释放了他们进城寻梦的机会，因此，较早的怀揣梦想踏足城市的农民成为农村社区的精英和时代的“积极行动者”。然而，由于旧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与延续，农民在社会身份等级中的低序列位置却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改变。很多文学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建构正是反映了这一矛盾性社会事实。
文学作品的内容往往是挑选、增删、过滤与净化的结果，文学作品的信息传播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活动，或者说是叙述者话语权力的表达。因此，文学作品所呈现的形象或对象便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实体，而是一个动态的“意义体”。我们拟选择小说《哦，香雪》（铁凝，1982年）和《陈奂生上城》（高晓声，1980年），分析改革之初文学作品中关于农民形象的表述与建构。我们意欲回答的问题是，农民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有何呈现？这种呈现与宏观社会变迁有何呼应关系？这种呈现是农民主体性的表达还是被动的身份建构？“主动”或“被动”的深层原因何在？
二、农民形象建构的个案分析
个案一：《哦，香雪》
铁凝的短篇小说《哦，香雪》讲述了一个农村女孩香雪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和对个人未来的憧憬的故事。香雪的家台儿沟旁边有个火车站台，每天有唯一的一列火车经过这里。每天火车经过这里时，站台成为香雪和村里同龄人相聚的乐土。一天，香雪被火车上一学生模样女孩手中带吸铁石的自动铅笔盒所吸引而不忍离开，香雪鼓起勇气走上了车厢，向对方提出用积攒的四十个鸡蛋交换铅笔盒的想法，结果如愿以偿。但还未等她走下车厢，火车已经缓缓地启动。就在村里人为香雪误被火车拉走而焦急万分之时，香雪在漆黑的夜晚沿着铁轨只身一人走了回来。
作者这样描述火车在台儿沟停留给这里带来的巨大变化：
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从前，台儿沟人历来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大山无声的命令……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的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姻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
……当她断定它（指铅笔盒，引者注）属于靠窗的那位女学生模样的姑娘时，就果断地跑过去敲起了玻璃……不知怎么的她就朝车门跑去，当她在门口站定时，还一把扒住了扶手。如果说跑的时候她还有点犹豫，那么从车厢里送出来的一阵阵温馨的、火车特有的气息却坚定了她的信心，她学着“北京话”的样子，轻巧地跃上了踏板。她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跑进车厢，以最快的速度用鸡蛋换回铅笔盒……
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农村女孩香雪被塑造成一个向往城市生活又求知若渴的形象。对香雪来说，一方面被想象中的城市现代性所吸引，渴望城市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对城市抱着美好期望和想象的同时，又怀有疑虑、恐惧和羞涩。短暂的火车体验实际是对想象中的城市生活的初次触摸，加上获得铅笔盒的喜悦，香雪突破了一个农民封闭的心理世界，对城市乐于向往又敢于向往。在作者的叙述中，城乡的差异与断裂在“梦想”与“憧憬”的话语中得以凸显。作者把叙述者确立在“城里人”的位置上，试图在对象看似稚嫩可笑的心理律动中发掘社会变迁的微波细澜。对于这种“城里人”位置下的叙述，我们似乎可以说，台儿沟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城里人的想象”而非农村本身。
个案二：《陈奂生上城》
如果说香雪还是停留在对城市的想象的话，进城农民“陈奂生”则和城市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接触。小说主要分三部分，第一、二部分写主人公上城卖油绳（一种油煎的面食），表现追求中的喜悦和苦恼。第三部分则侧重写他的“愚昧”“狭隘”“自私”。我们且看作者高晓声的生动描写：
“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他到城里去干啥？他到城里去做买卖。稻子收好了，麦垄种完了，公粮余粮卖掉了，口粮柴草分到了，乘这个空当，出门活动活动，赚几个活钱买零碎。自由市场开放了，他又不投机倒把，卖一点农副产品，冠冕堂皇。
提到讲话，就触到了陈奂生的短处，对着老婆，他还常能说说，对着别人，往往默默无言。他并非不想说，实在是无话可说。别人能说东道西，扯三拉四，他非常羡慕。他不知道别人怎么会碰到那么多新鲜事儿，怎么会想得出那么多特别的主意，怎么会具备那么多离奇的经历，怎么会记牢那么多怪异的故事，又怎么会讲得那么动听。他毫无办法，简直犯了死症毛病，他从来不会打听什么，上一趟街，回来只会说“今天街上人多”或“人少”“猪行里有猪”“青菜贱得卖不掉”……之类的话……
小说把刚刚摘掉“漏斗户主”帽子的陈奂生置于高档次的物质文明环境里，使得农民的境况就得到了辩证的表现：一方面，农民的温饱问题初步解决，而且还学会了到城里做些小生意，但另一方面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有待提升；一方面，农民的“素质”有勤劳和安分守己的好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有“阿Q精神”那样差的一面。小说通过主人公上城的一段奇遇，生动地刻画出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农村和农民所发生的可喜变化，与此同时，作者也暗示：农民根深蒂固的“乡土性”甚至“劣根性”的根本改观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跋涉。
推开房间，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犹豫：“脱不脱鞋？”一转念，忿忿想道：“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弄脏，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
……回头看刚才坐的皮凳，竟没有瘪，便故意立直身子，扑通坐下去……试了三次，也没有坏，才相信果然是好家伙。便安心坐着啃饼，觉得很舒服，头脑清爽，热度退尽了，分明是刚才出了一身大汗的功劳。他是个看得穿的人，这时就有了兴头，想道：“这等于出晦气钱——譬如买药吃掉！”
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了，看谁还能瞧不起他……
在进城农民代表陈奂生眼里，城市是一个陌生新奇的世界，城市对他来说是陌生的，是处在意料之外的“5元钱过一夜”的“他者”。但这种陌生是一种感观上的新奇，是生活经验的断裂，是生活内容的缺失。陈奂生眼中的城市更像一个被讲来的故事，而不是活生生的现实。在城市和乡村的对比中，陈奂生乃至一个农民角色的“劣根性”得以叙述和建构。无论是在《哦，香雪》里，还是在《陈奂生上城》里，总有一些“城里人”的形象（如《哦，香雪》里的“北京话”；《陈奂生上城》里的书记吴楚），正是这些“城里人”的存在，农民的“他者化”才能得以凸显和建构。 三、农民形象的“他者化”
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常常用运用“陌生”元素来刻画和凸显农民的形象。对于来自乡村的农民来说，城市是一个经验缺失的场所。虽然城市在吸引着农村，农村在向往城市，但城市却一直是陌生的，是农民无法真正进入的。农民无法真正了解和融入城市，无法掌握城市的生活方式，也无法与城市人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于是，进城的农民常常闹出一些“笑话”，于是，喜剧化的故事情节彰显了城乡差距与隔阂的社会事实。
在这些文学文本中，农村、农民被想象化地处理。诚如有论者所言：“现在写农村、农民或民工的小说那么多，我认为绝大部分作者都严重低估了这个时代乡土经验的复杂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什么纯粹的乡土了，一个农民或民工的经验也是混杂的、未经命名的，可是作家对此看不到、很隔膜，很少有人能够进入对象的内部。”①对此，我们可以做如下理解，一是乡村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乡土写作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客观世界。二是停留在书斋里的作家靠着想象去写乡村，有一层天然的隔膜。三是完全以城市人的方式书写农村，无论农村被表述为浪漫之地还是苦难之源，它只是一幅想象的图景，是包含着农民“表面在场”却又“实质缺席”的矛盾情境。
在作家的文本中，很多作品都充满了矛盾的叙述。这种矛盾是双重的，既表现在城乡之间，又表现在农民本身。对于前者，一方面，农村被叙述成宁静自然、民风淳厚之地；另一方面，农村又被当成人们极力摆脱的场所，是个“不值得留恋”的地方。而对农民本身的矛盾性叙述则表现在：一方面农民在改革开放之后展现出新的精神面貌，敢于追求自我、渴望美好生活；另一方面，农民则“生活在过去”，既单纯幼稚、不谙世事，又自私狭隘、优柔寡断。农民常常被描述为一个“问题化”的存在，是需要治疗、拯救的对象，而治疗和拯救的主体则是“城里人”，是城市诊治农村而不是相反。
关于农民形象的话语权力经常是来自城市主位和居于主位的精英群体，“具体的农民”被简单化为“抽象的农民”，并进而被建构成“问题化”的他者。“落后的”“低素质的”“脏乱的”“有犯罪倾向的”等等词汇往往与进城农民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农民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和被改造对象，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意味着由落后、迂腐之地向进步、文雅之地的转化。“农民”范畴的建构包含了以居住地和职业为基础的区分程序，“农民”“外来者”已经被当成沉默和被动的东西，“落后的”“低素质”等词汇在突显城市的主体地位之外，也赋予了政府尤其是法律实施机构以强化控制的合法性②。
在一定程度上，“他者”是 [1] [2]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