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谈话语权力与农民形象的建构 |
 |
时间：2009-8-8 16:37:48 来源：不详
|
|
|
一种建构的“真实”。既然“真实”处于意义建构之中，那么“真实”的呈现过程便不是自然而言的过程，而是夹杂在话语权力的争夺与操控中，权力的强势者努力捍卫自己的话语领地，将社会事实建构为属于自己的“真实”，而权力的弱势者则只能在被建构的命运中沉默不语。话语权力的力量使社会分类秩序不断重构，而分类秩序反过来则强化了话语权力。一些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即是城市精英立场下社会分类的产物。
四、“他者化”的现代性内涵
从东方学的视角看，将农民“他者化”为落后的、素质低下的形象，实为现代主义精英立场的“内部东方主义”（internal orientalism）的体现。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则令人信服地指出，东方学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形式，在东方主义话语背后体现出来的东西方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东方学“不仅是对基本的地理划分（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③。东方学将西方中心立场上的他者“对象化”以凸显自身的“主体性”。
“内部东方主义”与东方学的逻辑相似。内部东方主义在外部东方学的话语压力下，无法在自身之外寻求自我确认之路，便将自我的整体性加以拆解，以区分出一方与另一方的不同，并营造一方对另一方的优越性，优越或“进步”的一方将对方视为“落后”的代表予以排斥。在鲁迅那里，精神自慰的“阿Q精神”被建构成国民性的劣根，进而是予以排斥和否定的对象，由此将民族危亡的困境设置了一个可以突破的话语出口。居住在农村的无数“阿Q”成了突破和否定的对象，城市则是可以指望的前景。这样，民族认同话语经由城市对农村的他者化加以建构。这几乎是整个20世纪民族认同建构的主要策略。
从现代性的角度看，西方现代性常常被西方中心论者看作世界现代化尤其是第三世界现代性的样板。在全球化浪潮不断扩张之际，现代化的“后来者”面临一个营造现代性工程的重任。对中国社会来说，城乡二元结构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城乡二元结构同样可以用来建构现代性的语义框架。当城市搭上全球化的火车之时，农村仍然步行在去往火车站的乡间小路上，这样，城市意味着与现代性同行，而农村则成为城市和现代性的他者。如此一来，城市与农村的差距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便转化成农村自身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农村离现代性越远，城市相对农村的主体地位便愈加牢固，城市对民族认同的“贡献”便值得“歌颂”。
进而言之，当城市与现代性和民族认同连在一起，那么城市的优先待遇便无可非议，而农村“舍小家为大家”在道义上便理所当然，并且不该有任何怨言。因此，在城市与农村的二元话语框架中，“定义弱者”成了现代性认同的需要，所谓以弱衬强。问题的困境在于，中国社会的“城市现代性”正迅速前进，而“农村现代性”则步履维艰，而且在“农村现代性”尚未准备好行囊之际，城市现代性乃至全球现代性便来推销甚至倾销各种产品，使得农村现代性尚未步入正轨便难释重负。或许，这是时至今日农村的发展困境和有关农民身份歧视的深层根源。
注释：
①李敬泽等：“艰难的城市表达——‘城市叙事’三人谈”，载《文汇报》2005年1月5日。
②[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第57～59页，吴小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萨义德：《东方学》第16页，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上一页 [1]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