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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年日本元明清诗文研究

时间:2009-8-8 16:37:49  来源:不详

  论文关键词:日本;近年;元明清诗文
  论文摘 要:本文综述日本近年来元明清诗文研究的情况,显示日本学者在选题和方法上的特点,以及与我国学界研究旨趣的异同。
 
  元明清诗文的研究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相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诗文研究,相对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客观上,也许元明清诗文的成就不及前代辉煌,而元明清又是戏曲小说异军突起的时代,但是,在这800年中毕竟创作了数量超乎前代的诗集文集,作为一种文学的存在,似乎又不能有所轻忽。元明清诗文研究近30年来已取得长足的发展,基础的部分,如文学史料的整理、作家别集的笺校等,成果颇丰,诗文流派和作家的研究也有许多论著问世,涌现出一大批学术新进。21世纪以来,在元明清诗文研究领域,作为中国学研究比较发达的日本,他们研究的现状如何,中国元明清文学研究的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处于什么位置,关注点有哪些,在观点和方法等方面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呢?
  首先,我拿几本日本权威的中国文学研究杂志所发表的论文选题作一个统计,这个统计或许大体可以反映元明清诗文研究在整个文学研究中所占的比重。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重镇京都大学《东方学报》2002—2006年共发表论文31篇,其中有3篇元明清诗文研究,一是元代社會和文化研究班编的《(事林广记)学校类译注》,二是金文京先生的《(事林广记)刑法类·公理类译注》,三是古松崇志先生的《元代(辽史)(金史)(宋史)三史编纂的过程》(日文原标题(元代[遼史][金史][宋史]三史编纂の過程)。这3篇都是文献研究。日本东北大学《东北大学中国语学文学论集》2002—2006年发表论文32篇,其中关于明清文学研究的有5篇,包括矶部彰先生的《世德堂刊西游记的版本研究》、矶部佑子先生的《中国才子佳人小说在东亚的影响》以及花登正宏先生的《关于明代非坊刻本小学书的刊行》、伊原大策先生的《新汉语“出发”的诞生》。这其中前两篇为明清小说研究,后两篇则为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日本中国诗文研究会编的《中国诗文论丛》,2002—2005年共发表论文26篇,其中明清文学只有两篇,一篇是中野清先生的《袁枚(子不语)的增补》,一篇是尤侗研究会连续译注的《拟明史乐府》。统计表明,日本的元明清诗文研究在中国文学各个门类的研究中,与中国学界一样,也是比较冷落和寂寥的部门。
  然而日本学者的选题却与中国有明显的差异。这里不妨罗列一下近年的论文题目,从中可以大致看出日本学者的关注点以及他们在研究方面的旨趣。佐藤一郎的《乾隆帝左右文臣的角色——御选(唐宋诗醇)和沈德潜》(《國學院雜志)106-11),有木大輔的《从曹寅的奏折看御定(全唐诗)的成书过程》(《日本中圃學會報》58,2006),佐藤浩一的《关于仇兆鳌(杜诗详注)的音注》(《日本中國學會報)58,2006),市瀨信子的《袁枚和杭州詩会》(《中国中世文學研究》49),三浦秀一的《明善·观我·野同——明桐城方氏的家学和继承》(《柬洋史研究》64-2),小川恒男的《关于黄遵宪(入境庐杂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2005,12-3),林香奈的《黄遵宪笔下的日本汉诗——以(日本杂事诗)第七十六、七十七首为中心》(《和漠語文研究》4.2006.11),矢田博士的《关于傅咸的(四言赠答诗)》(《中国詩文論叢》24),朴春丽的《長崎的(明清乐)和中国的(明清时调小曲)》(《文化科學研究》17),相川政行的《从清代士大夫的尺牍看刘熙載的人物和书论(书气>的考察——以(书概)第二一二章书气分析为中心》(《立正大學文學部論叢》123),浅井邦昭的《刘大魁文论和八股文批评》(《金城学院大學論集》人文科学编2),玉木尚之的《读曹宗墦(驳声无哀乐论)——围绕(驳声无哀乐论)》(《柬洋古典学研究》20,広岛大学柬洋古典学研究会),董明、鹤岛俊一郎的《陈元赞其诗其人》(《復刊柬洋文化》94),土肥克己的《杨朝英和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中的江西文化背景》(《未名》23),要木纯一的《关于杨维桢(小乐府)》(《岛答案言語文化》19),鹫尾正明的《(寒花)和(如兰)——归有光的文学和(花)》(《国士舘大學人文學會紀要》38),江尻彻诚的《关于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的诗序论》(《日本中国學會報》57),菅野智明的《陶濬宜(稷山论书绝句)诞生的背景》(《墨》175),铃木敏雄的《王船山(和白沙)诗考》(《中国中世文學研究》48),平良妙子的《冊封使节来琉時的诗文交流——以(渡琉日记)为中心》(《集刊东洋学》94),三野丰浩的《姚鼐(今体诗抄)收录的陆游七言律诗》(《愛知大學文學論叢》132),大平桂一的《戴名世和(忧庵集)》(《国際文化》6.2005.3),坂出祥神的《龚自珍——忧愁诗人印记的思想家——附(平均篇)译注》(《新漢字漢文教育》42.2006),淹野邦雄的《清代八股文的精神》(《經濟理論》331.2006.5)。
  专著方面有大木康先生的《沉浸明清文人的小品文世界》(《粲明清文人小品世界》集店含2006):《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研文出版2004),《冯梦龙(山歌)研究》(《馮夢龍[山歌]の研究)動草書房2002),《中国游弋空间 明清秦淮妓女的世界》(《中国游里空间 明清秦淮妓女の世界》青土社2002),小川阳一先生的《中国的肖像画文学》(《中國の肖像画文學》研文出版2005),《明代的游玩 风月机关》(《明代の进郭事情 風月機鬨》汲古書院2006),中嶋隆藏先生的《中国的文人像》(《中國の文人像》研文出版2006),合山究先生的《明清时代的女性和文学》(《明清時代の女性七文學》汲古書院2006),佐藤一郎先生的《中国文学的传统和再生》(《中國文學の伍統と再生》研文出版2003),吉田纯先生的《清朝考证学群像》(《清朝考証晕の群像》創文社2006),等等。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有这样的一些研究系列,如日本古典研究会编的《汲古》第47号,编了一个小特集,系列题目是《中国日用类书》,其中收录了金文京先生的《关于(事林广记)编者陈元靓》、小川阳一先生的《日用类书和明清文学》、坂出祥神先生的《中国日用类书题解的再补遗》等6篇文章。
  综上所述,元明清诗文的研究在整个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中与我国一样所占的比例较小,不过他们以文献研究为主,论作家作品,很少就文学谈文学,大多是从思潮、民俗、人文背景以及中日关系等处着眼,其视角和题旨与我们有显著不同。日本学者比较重视文献的挖掘,对文献的校勘和整理用力甚多且水平较高。这和他们的传统学术训练很有关系,日本大学中文研究室的研究报告很多是对中国典籍文献的注释和整理,而且和研究课题紧密结合,师生合作。参看东北大学的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会读报告,有时会有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及其研究,比如我们前述《(事林广记)学校类译注》就是京都大学元代社會和文化研究班的师生研究课题报告,类似的还有日本京都大学的《事林广记》研究会,大阪市立大学《礼记注疏》研究会等,又如筑波大学的明清文人研究会,一年度作一个明清文人的研究,去年的研究专题是徐渭。所以在日本一些大学的研究刊物上往往有这类文献的注释索引,非常细致有条理,利用起来也很方便,这和中国大学的文学研究训练有着很大的区别。
  文献学和文学的关系很密切,日本有着很丰富的中国文献典藏和文献整理的经验,文献的发掘和整理形成一个很好的传统,他们认为文献的发掘、整理、考辨和训诂是古典文学的基础。这不只是对整个学科而言,它对于每个学者也是如此要求。在文学研究中怎样利用和处理文献资料,日本学者有着独特的视角,在这方面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古典研究会的《汲古》第47号的《中国日用类书》专辑,这个专辑收录了金文京先生的《关于(事林广记)编者陈元靓》,小川阳一先生的《日用类书和明清文学》,坂出祥神先生的《中国日用类书题解的再补遗》等6篇文章。明代万历朝坊间编刊了一大批日用类书,它们网罗了士农工商日用需要的各类知识,如天文地理、人纪国法、文修武备、冠婚葬祭、阴阳术数、农桑医药、侑觞博戏、文籍书法、诗对酒令、风月杂览、清谈笑谑,凡日用所需,无不包罗在内。书题曰“万用正宗”、“万宝全书”等。日用类书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中没有位置,大概是因为它太俗。日用类书虽然包罗有今所谓应用文的多种文体,亦有诗、词、民歌之类的韵文,但是一般文学史并不提及。日用类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中不甚被关注,但是日本学界却大有兴趣。以日用类书作为研究对象,日本学者早有传统,在法学、教育学、医学等方面早已做出成绩,从文学角度研究它们与文学的关系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比较出名的学者是小川陽一先生(本文后面还有介绍)。他参加编辑的《日用类书集成》在日本很有影响。在这个专辑中有金文京先生的《关于(事林广记)的编者陈元靓》(《汲古》第47号)。关于《事林广记》这本日用类书,中国学者关注不多,利用这本日用类书来研究文学史的问题,就更少见了。金文京先生认为日用类书构成了明代社会的日常景观,对我们今天了解中国以及整个亚洲文化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真正基础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样的类书为研究文学文化史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平台。文章对《事林广记》作者陈元靓进行了特别研究,详细研究考察了陈元靓和朱子的关系,也就是探究儒学在日用类书里的渊源,这个考察对研究朱子学影响近世中国的风土文化有着很深的意义,作者还详细介绍了陈元靓编撰《事林广记》的过程以及考察了《事林广记》的不同版本情况和成书年代,调查了当时建阳的出版和类书的状况。文章考察了《事林广记》的各种版本的增补改定内容的不同,从《事林广记》到《万宝全书》的演变可以了解日用类书的流变轨迹,以及朱子学以后儒学的发展。从日用类书看当时文化社会的状况,了解中国思想史的流变,揭示俗文学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均不失为一种途径。文献在日本学者那里由工具变成灵感。

  20世纪,日本出现过铃木虎雄、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吉川幸次郎等研究明清文学的大家,去年岩波書店第17次印刷再版了吉川幸次郎的《元明诗概说》,他对元明清诗歌的论述和研究,常常是把诗人诗作放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放在时代思潮和诗歌历史系统中进行考察,因而常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他从家族家谱人手论证李梦阳文学的平民性以及古文辞的平民性问题,就令我们耳目一新。避免就作品论作品,就文学论文学,直到现在仍然是日本学者在观点和方法上的一个特点。
  东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大木康先生近年的系列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如何应用在文学研究中。《冯梦龙(山歌)研究——中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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