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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年日本元明清诗文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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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7: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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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通俗歌谣》(《馮夢龍(山歌)の研究 中国明代の通俗歌謠》勁草書房2002)这本专著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了山歌的最初刻本，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了山歌和苏州方言的关系，文章还用很大篇幅研究了山歌的舞台，也就是场地，以及当时苏州的环境、生活状况，揭示出明代当时的社会原貌和风情，还有山歌的文化传播途径。作者希望还原历史，希望真实地描述在那个历史环境下文人的思想和创作。其文章的旨趣还不仅仅在考察冯梦龙的思想创作，它还试图通过冯梦龙这一典型个案彰显明末文人的思想精神风貌。这本专著在时间纵向上研究了山歌的演变历程和文化渊源，从《诗经》到明代民歌，勾勒了中国歌谣的发展轨迹，横向则探讨了山歌与当时明末文学的关系，探讨了山歌与明末农村和都市的关系，其研究思路和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大木康先生的另一著作《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研文出版2004)，详述了明末江南书籍的出版状况以及出版文化的诸相——初期大众传媒社会的成立，明末江南的出版人，等等，从而论述了出版的环节和学术文化的关系。《中国的游历空间——明清秦淮妓女的世界》(《中国遊里空間 明清秦淮妓女の世界》青土社2002)，也是大木康先生近年来的作品，从论题上可以看出，文学研究在日本学者那里，视角变得不再单一，领域有了新的拓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日本出版的一本大热的通俗读物，即大木康先生编的《沉浸明清文人的小品世界》(《ぐ樂した明清文人の小品世界》集広含2006)，这是本明清小品文选本。对明清小品文，中国学者不乏研究，但是这本书的遴选小品文的标准却值得我们关注，它体现着日本学者的文学观念和他们对明清小品文的价值判断，如《爱的歌——冯梦龙》(《南ぁる愛の歌一馮萝籠》)，《想念美人——卫泳(悦容篇)》(《美人ぉ凄思っ－衛泳[悦容编]》)，《城市中的绿洲——宋荦(重修沧浪亭记)》，(《街の才——宋犖[重修沧浪亭記]》)，《回忆中的才女——陈维(山／松)(吴姬扣扣小传)》(《思い出の中の才女——陳維[山／松][具姬扣扣小伝》)，《心灵亲切 秀才的来信——吴兆騫(上父母书)》(《心優しき秀才の手纸——具兆騫[上父母害]》)。在中国学者眼中这些也许是不被器重的作品。但是在日本学者看来，庭院，书画，诗文，美女，俊男，这些正是明末清初文人的生活实况，真实反映了当时士人的思想情趣，也折射出明末清初社会流行的观念和思潮。大木康先生的《黄牡丹诗会——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点描》(柬方学，大99輯，33-46)，《中国明清文人们乐园——江南的园林》(游学(Intriguing Asia)勉誠出版82.2005.12)，这样的选题。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是很少见的，反映出日本学者对明清文学关注点与我们的差异。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小川阳一先生关于日用类书与明清文学的系列研究，早在1995年小川阳一先生的《依日用类书看明清小说研究》(《日用類書明清小說の研究》研文出版1995)就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重视，这本书详细介绍了10种日用类书的基本资料，包括版本，出版者，分析了饮食，伦理、游戏、相法、占卜、求嗣等民间普通生活在小说的表现以及与日用类书的关系，可以说这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比如对《红楼梦》《金瓶梅》中酒令的对比，《金瓶梅》完全来自日用类书，但是《红楼梦》中则浓缩着作者的创作心血，最后说明两者的创作基础完全不同。小川阳一先生非常善于利用日用类书中的民间文献资料，最近的新书《明代的游玩 风月机关》(汲古書院2006)，是对日用类书的再研究，这本书详细研究了作为日用类书中的“风月机关”门类。作者认为明代的娼妓现象是社会风貌中的重要元素，透过它可以了解明代各阶层人的生活和思想，对了解明代文学的创作很有意义。本书收录了包括《风月机关》及《开卷一笑集》卷二所收的《娼妓述》、《娼妓賦》的日本语翻译，最后一章的论题的是“日用类书和明清文学”。这是小川阳一先生在完成编撰《中国日用类书集成》之后又一部关于日用类书的著作。青楼是一个独特的世界，盘桓其中的文人、官僚、商人拿各色人等的作为充分暴露出他们在礼教世界里隐藏很深的欲念和趣味。娼妓正是这种欲念和趣味塑造出来的特殊弱势族群。揭开人性的这一面，无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性的复杂，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的文学创作，而且对认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处境、明代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精神面貌也极有意义。这本书的体例首为译文，次为和刻本的影印，译文中的题目，有“娼妓的性情”，“娼妓的心态”，“嫖客的真与假”等。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翻译，也许中国研究者觉得中文是母语，所以对古汉语文献的理解精确程度不那么讲究，但是古汉语对于日本学者是外语，在解读上不能不追求精确。记得笔者在日本留学时，《说文解字》讲义是一个星期一个字的文献注解，学期开始就预先发下表格，规定每个学生各人应该训读的某个字。中国哲学的一个讲义是读“四书五经”，要求学生把每个字的注解和注解的文献出处都要读出来。注重版本和训诂，以此为基点再作思想的发挥，应该是乾嘉学派精神的继续和发展。
诗文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也是日本学者的一个关注点，例如诗歌与绘画的关系，虽然中国现在题画诗研究也是一个热点，但是一些研究者只是就诗论诗，赏析的成分居多，日本学者则比较注重被诗所题之画所表现的中国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比如小川阳一先生的《中国的肖像画文学》(研文出版2005)就很有意思，这本专著中对明清时期肖像画的流行情况作了考察，对肖像的源流，题像诗和明清当时流行的原因都作了研究，图文兼有，文献资料很详备。文章谈到肖像画和文学如戏曲小说等的关系，从当时流行的相术来探讨肖像画的特点，以及和文学的关系。这本书引起日本学界很大反响。
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更多的是赏析式，把它们当作古董来把玩，这个在日本人的眼里是“虚学”。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时代历史的发展，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迅速学术化，他们通过古典文学是要了解古代中国人的真真实实的性情和精神，而了解昨天，大概是为了认识今天。这一点从上述研究选题就可领悟其一二。为此。日本学者一般不就作品论作品，他们非常注重，文学与宗教、思想、民俗的关系，非常注重贴近社会生活实情实录的作品。
日本元明清诗文研究在选题和观察角度上与中国学者确有不同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他们的日本民族文化背景，他们是站在日本民族文化的立场来看待和理解中国文学的。不论其出发点如何，他们的选题和角度，的确拓展和丰富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对于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日本学者在处理文献方面的一丝不苟的态度和在考证方面的科学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他们的选题也许并不大，但是他们在题目所涉及的范围之内，追求材料的详备、对有关事实考证的精确和思想逻辑的细密，皆有关学术的科学精神，是没有民族的差异的。既然日本学者是站在民族文化立场上审视中国文学，当然也有它的局限。学者的选题固然决定于学者个人的学养、识见和兴趣，但学者群体所组成的学界，对于选题会形成一个局面。从上述情况看，日本学界对元明清诗文的研究局面还是略嫌偏窄，对主流作家作品关注不多，对文学发展的重大问题讨论不多。学术研究选题虽然不宜过大，但应该有题旨的深谋远虑，应该有宏观的考量，如果仅就一个具体问题解决一个具体问题，那就有恆钉细碎之嫌了。这是笔者个人的浅见，还需要和日本学者讨论切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学者近年关于元明清诗文的研究，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处还是多多的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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