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罢径自转过身去，将一副中国地图挂在了黑板上。等他转过身来时才又冒一句：“南京在哪里?”
　　为什么是由一个地理老师而非历史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在“历史”和“地理”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按照侯老师的说法，一个词就是一个活的神秘的发酵体。只要死死逮住不放，它就会一而二、二而三地生发、裂变，生发和裂变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来。他说，每一个词乃至每一个知识群落自身都是一个系统，此系统与彼系统相联系，一个连着另一个，另一个又连着另另一个以致无穷无尽。所谓学习就是从一个被控信息流环路向一个较为广泛事件领域的延伸，并依靠这延伸和规定这一系统的可理解性标准的密码来理解这个世界……“南京在哪里”，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地理问题，但是奇怪的是，年轻的学生们无以为答，而对这个地理问题的探讨是沿着一条历史线索进行的，随着“金陵”与“秦淮河”两个历史层面因素的展开，一个简单的地理问题就自然转化为一个历史问题。
　　这个人在“不经意之间”提出的一个问题，掀起了大波，在周遭一切秩序日益混乱之际，他却安然自处，大谈所谓围棋棋理：“想过没有，如果把几个棋盘拼接起来，那会怎么样?不断地拼接起来，那会怎么样呢?”这又似乎透露出作者的思想痕迹，看似漫无边际，却是处处契合。一直到这个叙事阶段，他的生命态度与境界都着实让人期待。但是，转眼间我们又变得无比惶惑与失望，并且不得不再次向一种荒诞的现实低头。在校方的压力之下(或者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他把学生们研究的专题加以合并。“将选题两两合并，合并，合并，再合并……经过多次合并，问题逐渐萎缩，萎缩，再萎缩。渐渐的，又回到民康和李小红这里来了”。在经过他的合并之后，我们回到了文本叙事的起点：“南京在哪里”。这事一完，他就又不声不响地缩回到他的小屋里去了。仍然不怎么跟人来往，仍然只是和历史小陈老师在一起下棋。
　　从上面这些情节可知，“南京在哪里”，这个看似无理而简单的问题却显示出他的敏锐与独到。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那些追求真知的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由此开展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寻找“历史”的运动。那么，到底他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不妨假设，这个事件越闹越大的时候，也就是到了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时候，他却突然消失不见了。这样，他的面目就有些形迹可疑并且将引起我们持续的关注。但事实上他哪儿也不去，就躲在书房里与人下棋。他看到了“历史”的丰富意蕴及其能量，也知道围棋棋盘无限拼接的复杂前景，但是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与世无争、无关世事的，常常躲在书房里与人下棋的地理老师。
　　由此，我们发现小说开端对他形象的描述是恰如其分的，侯老师也由此具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多重属性。作为知识的引导者，他可以提出“南京在哪里”的问题，引导学生求知，并充分暗示知识的可能性。但是当这种求知行为演变为一场事件，并且对现实秩序带来冲击的时候，他身上的另一种属性就自然地发挥作用。他服从于现实秩序的需要，以“合并”的手段——实际上是以一种消解历史的方法，将问题导向一个最初的出发点。“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情节在这里获取了一种因为颠覆而产生的狂欢效果。
　　侯老师就是作品文本的编码者，是代替作者在作品中的议程设置者，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和作品外的所有读者都是译码者，而只有我们才是最后的释码者。侯老师这个人带给我们的是深深的叹息，然后是随着作者一起狂欢。合并的细节再次宣告：后新时期的人们并不惮于取消“启蒙”行为的合法性。正是在这一节点上我们窥见了吕志青的叙述立场。
　　但是我们也无须产生历史虚无的悲观，因为文本依然是充满张力的。小说在结尾处有一个细节：提前退休的陶校长客厅里挂着一幅他自己写的横幅，上面写着：南京在哪里。这是文本最后归结的一个符号表征，这个细节是意味深长的，它似乎是要告诉我们，真正的历史永不消亡。这就在强势的现实与处于弱势的历史之间构建了一种叙事的平衡。这正是小说的高明之处。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