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一书产生伊始就在民间传抄。唐中期以后雕版印刷术发明并普及，《颜氏家训》也流传日广。佛教徒、士大夫、封建官府、颜氏后裔曾多次刊刻。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建国以后研究性论文时有发表。80年代后《颜氏家训》迎来了学术研究上的黄金时代，研究范围日益扩展，深度不断增加，内容涉及《颜氏家训》史学、语言文学、哲学、伦理学等多个方面。刘国石发表在1997年《中国史研究动态》第1期上的文章《八十年代以来颜氏家训研究概述》对此前的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近十年来，研究性论文又陆续发表。笔者不敏，愿为近十年来的研究情况做一汇总。
　　总体评价方面。近十年来学者们纷纷从理论的高度和文化学意义上揭示《颜氏家训》的价值，如李鹏辉认为《颜氏家训》一书透视着中华人文文化的芬芳气息，鲜明地表现出以人为中心、以生存发展为基点、以做人为宗旨的人本主义家教风采(李鹏辉《颜氏家训的人文关怀及现代启示》，《山西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余双好认为：《颜氏家训》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家庭教育理论的成熟和具有独立形态的家庭教育文献形式的出现(余双好《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优良传统和方法探析——从家训看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传统和方法》，《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l期)。滕云玲从颜氏家学的角度指出《颜氏家训》成为颜氏家学的集大成者。它不仅是颜氏家学传承的见证，更是颜氏家学的拓展(滕云玲《南北朝时期琅琊颜氏的家学传承》，《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年第3期)。卜艳军认为家范是家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颜氏家训》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篇幅较长的规范性家范”(卜艳军《家谱中的家范》，《寻根》2006年第3期)。
　　《颜氏家训》的成书时间，余嘉锡和王利器两位先生都曾进行过探讨，都认为成书时间应在隋代开皇年间及平陈以后。朱明勋对此提出怀疑(朱明勋《(颜氏家训>的成书年代论析》，《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朱氏认为余、王两位先生依据书中的个别字句如“今虽混一”及“忠”字的避讳就断定成书时间，是有纰漏的，“今虽混一”只是臣下粉饰太平的说法，不足以证明当时隋已统一；文中的“诚”字也并不一定就是“忠”字的避讳。朱氏还认为该书的著作过程同作者的生平经历相关联，比较复杂，即：有作于北齐的，亦有作于齐亡之后的，还有作于入情之后的，很难作确定划一的界定。他还认为书名题北齐颜之推是因为这种题署应当是颜之推本人以此书草创于北齐而拟定的，而不是什么自炫其“人门兼美”的缘故。
　　《颜氏家训》的主要内容方面。张承宗、魏向东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教育的内容既与东汉时期世家大族的家教家风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又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儒学传家的同时又沾染玄风，二是在重视艺能教育的同时又重视门风传承(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晋阳学刊》2000年第5期)。李景文认为，中国传统家训“基本内容归纳起来可分为为人处世与齐家守业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家训文化首先关注家庭的稳定和人伦关系的和谐”(李景文《中国古代家训文化透视》，《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6期)。曾凡贞认为家训的内容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关系和家庭事务的治家之道，二是教育子孙为人为官之道(曾凡贞《传统家训及其现实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科版)》1998年第4期)。除此之外，概括者甚多，内容大多相似，兹不赘述。
　　《颜氏家训》的教育思想应该说是人们最关注，也是被人们写“滥”了的方面。近十年来，仍有不少人关注教育内容、方法、教育的优良传统、教育思想等方面。但是，大多祖述前说，鲜有创新。较有新意的是陈东霞的文章。陈氏认为《颜氏家训》提倡德教为先，即以儒家思想即节义忠孝教育子孙。“颜之推认为下级臣属要忠君，不应竞求个人禄利；为了实践此道德准则，应该不惜任何代价”(陈东霞《试论《颜氏家训>的儒家思想》，《东岳论丛》1999年第3期)。袁北星提出《颜氏家训》注重个人修养，主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做人的本分”，“克勤克俭戒骄戒奢为持家的根本”(袁北星《<颜氏家训>中的家庭教育观》，《江汉论坛》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