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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语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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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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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接受怀疑。
20世纪是一个多变的世纪，而20世纪90年代，是这个世纪的最后归结和新的千纪年诞生的先声。20世纪的社会风向标标明，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纪的下半叶是由"政治冷战"转向"泡沫经济"，并在世纪末进一步转向"知识经济"和"文明对话"。而左右着人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亦从单一的"冷战式的二元对立"，进而到多重文化政治经济因素的"交互整合"。
不妨说，在政治意识形态中心之后，决定人类命运已然成为以经济和金融为主轴的"知识经济"的较量，并有可能在"文明冲突"之后走向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对话"。当然，在世纪性的迅速转向中，不仅可以看到经济的迅猛崛起和高度发展，也能看到泡沫现象的不断产生和经济危机的此起彼伏。到了90年代，不仅有亚洲四小龙的神话，也有中华经济圈逐渐形成的奇迹，更有泡沫经济消亡之后的亚洲金融风暴。
而在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嬗变之外，文化形态上的"主义"加速更替也是20世纪社会的一个缩影，尤以90年代为烈。本世纪曾经历了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心理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了世纪末，尤其是近20年来，则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西方主义、少数话语、文化相对主义等各领风骚三五年。旧思想在新世界中迅速土崩瓦解，思想史转瞬之间成为思想家的坟墓史。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扬弃，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抽空挤干。这个巨变时代所有的"主义"在转瞬更替之时，都出现了激烈的论战和空前的大重组大调整。正如经济的膨胀和危机的骨牌效应一样，东西方"新主义"的排行榜也在快速地洗牌和更迭。
当然，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和主义迅速更替的世纪聚焦点无疑是90年代。因此处理90年代的文化问题，是相当复杂而困难的。就我的工作平台而言，并非是要处理90年代中国文化和美学的所有方面的问题，而仅仅打算以"文化研究"的思维范式作为出发点，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去审理90年代中的文化症候和思想景观，关注被各种注意掩盖的真实问题。
一 90年代文化脉动及其阶段分期
90年代中国当代文化精神不仅集中体现在思想学术、知识型、语言学转向上，而且也表征在文化批评、当代传媒和文艺美学上。对这一转型发生的历史语境，基本走向，价值归属进行研究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90年代在不同的人那里可以分为不同阶段，但在我看来，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思想转型的初始阶段（89-92）。从89到92年中期，气功热成为民间意识形态，而与中心意识话语共享民间意识空间。事实上，就思想资源而言，90年代紧接80年代思潮而来，尤其是89年后整个政治转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得90年代初期思想处于一种低调状态，所以，将90-92年称为思想沉闷时期，大抵不会有错。其特征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心化，政治两极情绪化，学术回归古典化。这一时期，不少学者退回书斋闭门读书，民间出现了罕见的气功热。因此，有人戏称为"气功意识形态"时期。
多种价值的骚动阶段（92-97）。其中每一年又显现出不同的光谱。92-97年无疑是90年代的主体性构成。这几年，思想进入多元开放范式，经济进入全民经商模式，文化出现世俗骚动和个体化倾向，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充满欲望活力，充满机会和刺激的"场域"。每个人、每种思想、每种活法都在这历史瞬间转换的舞台上，匆匆往来尔后迅速消逝。
1992年小平"南巡"以后，出现了新的历史契机，即由意识形态情绪化转向了商品经济，经济成为这个时代的骄子。因此，似可把93-95年的经济暴热称为"商品话语与大众媒体的狂欢时期"，其特征为：经济上商品具有政治话语的权力，横向挪用西方现代经济理论；文化上全面张扬欲望，反现代性和反现实主义性，同时全球眼光与本土意识的萌发；文学上出现迷惘的文坛与困惑的创作批评，文学商品话语文化媚俗化，批评主体解体，传统文学主题失效，读者群体的分化，文艺标准失落和规范失序；思想上是多元观取代了绝对主义观，开放多元的心态取代了焦躁的二元对立心态，其结果是话语空间拓展和自由度变宽。
1993年在文化坐标上是"欲望膨胀"和"价值倾斜"的一年，是政治沉重感被经济飞腾感剥离的一年。一大批边缘人和淘金冒险者敢为天下先，一夜之间走进了先富起来者的行列。而后富或后不富者们则沉醉于"是否应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应当让谁先富起来"的无尽争论中。社会经济秩序失衡，暴富和捞一把成为93年最大的金钱想象，而政治想象和文化想象终于让位于金钱想象这位后来居上者。文人们只能退守蜗居，打出了重建学术规范的旗号，而与经济热潮划清界限。其中，面对下海的引诱和拒绝的痛苦，面对金钱世界的无力感溢于言表。有些文人在金钱股市"热"与学术规范"冷"之间选择了第三条路，即性文学热--以《废都》为排头兵的陕军东征。
1994年实为"文化论战"的一年。人文精神的大旗分别由作家"二张"和上海学人开始高举，其争论的实质在于当代人在"现代化陷阱"和"现代化神话"之间何去何从。张承志选择了"荒芜英雄路"，张炜选择了"我宁愿不要这样的现代化"，上海学人选择了人文理想精神。而争论的另一方（二王），则在现代化神话下，无所顾忌地走进了利益趋动的现实原则，为社会的每一点进步叫好，并批评注重价值坚守的人文精神的保守落后。但是，这种文化论战的力度只能仅仅限于文人世界，因为在现代化的陷阱的争论，并不影响雅皮士、文化商人、反文化英雄们在所谓信息公路上满地溜达。
1995年是"平庸无奈"的一年，也是"东方主义"甚嚣尘上的一年。大造声势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使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市民文化的谈资，而其文白夹杂的对白却是文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化财；"反法西斯纪念热"对西方霸权的清算，却具有扩大化（反西化）之嫌；"世妇会"使得边缘话语一时成为中心话语；东亚经济的泡沫让人们不再讨论西方价值，而热衷于讨论"东方崛起"和21世纪中国的重要地位。
1996年是"文化退守"和"世俗化"的一年。国学热在主流意识形态支持下达到高峰，祭孔活动，国学书市热，中国历史名人"传记热"，说"不"丛书的民族主义热，晚生代小说，新市井小说的世俗趣味，构成90年代东方主义、民族主义的主潮，反精英的民粹主义获得了全面胜利的镜像。96年是知识分子"精神分化"的文化低潮时期，其特征是精神维度深层次的彻底分化，文学观念演变以及对八十年代问题的反向式逆转--文本试验由先锋性退回到当下保守性；创作意向由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退回到小男人小女人文学的热衷；批评立场由群体性精神理想性退回到个体性和世俗性。总之，先锋的衰落与边缘化，现实主义重新崛起，后现代小说的横向挪用，成为这一年的文化问题大致风向标。
1997年随着邓小平的辞世（2月19日），使得这一年成为"充满风险意识"的一年。改革前景的忧虑（春天）、香港回归的兴奋（7月1日），亚洲经济危机的肇端（7月2日），克隆羊技术的震惊（10月），使得国人的要求稳定的意识空前突出。但是，前卫艺术的全面市场化拍卖化、文坛马桥事件的文坛官司年，为这诡吊的一年带来了些闹剧色彩。看客与被看的表演都已不再是文化风景线，而是经济泡沫消散之前的文化泡沫，也是巨形金钱想象破灭之后的巨形文化想象的破灭的征兆。
纵观这五年，从中国经济神话到全球金融危机，从信息高速公路到克隆技术的人性问题，从人文精神到文坛官司，从真正诗人的自杀到散文化的小男小女风景，文化精神确实是发生了全面转型。认真审理这一转型的正负面效应，是刻不容缓的了。
跨世纪的临界阶段（98-99）。1998年是"多事之年"。网络热再造了一个加入世界行列的虚幻景象。中美首脑分别到哈佛和北大讲演，人们对北大百年校庆的热闹上记忆犹新，在感受克林顿在北大现场直播的风采之后，于9月中旬又在网上看到这位被称为"因特网总统"的丑闻。中国的大洪水使得五千余人丧失生命，全国遭受相当的经济损失。
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韩国经济危机，俄罗斯总理易主、总统危机、卢布贬值，日本经济滑坡日元贬值，北朝鲜饥荒，亚洲局势动荡，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失和，印尼反华运动，都使四小龙经济神话破坏之后，亚洲总体形象出现坍塌迹象。
这一年文坛上一个重要的信号，是人文科学进一步让位于社会科学。三联出版的"学术前沿丛书"是社会学、法学、经济学、人类学之类的前沿书（知识经济学的热潮），文学、美学、哲学进一步处于低迷状态和自说自话处境，这无疑又导致了图书市场的低迷和低俗读物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意识形态空白、精神信仰空白，经济失落的灾荒之年，"宗教热"有可能成为世纪末新的文化景观。
1999年的来临，是宗教与预言十分活跃的一年，希望与失望并置的一年，或是"跨"的一年--跨世纪、跨国资本，也是受电脑千年虫苦恼的一年。可以说，到了世纪末1999年，面向21世纪回顾这个世纪的学术而重新审理20世纪的问题，而准备跨入下一世纪的临界时期。
二 多重语境中的文化研究的问题聚焦 90年代的问题，无疑是与一个世纪的根本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的。[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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