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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语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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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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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中国，问题纠结。诸如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学术与政治、主义与问题、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全球化与本土化、启蒙理想与后乌托邦现代化代价与当代人文精神等。使20世纪文化史思想史成为问题生成史和话语变迁史。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重建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才有可能使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文化危机得以减轻或消除。
在中国文化的20世纪纷纭复杂的背景中，不但发生着根本性的断裂和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使问题的审理变得相当棘手。但是如果化约性地加以"现象学还原"，则大体上可以将20世纪中国分为五个"话语演进时代"。即：一、世纪初的10年代，是晚清的"传统转向现代知识话语时代"；二、20-30年代则可称为"自由学术话语时代"；三、40-70年代是"革命阶级话语时代"；四、80年代是"审美感性解放时代"；五、90代则可以称之为"解构游戏话语时代"。
这样，本世纪可以分为"传统-自由-革命-审美-解构"五个话语时代的递进，其基本方向是从传统本土话语，走向张扬西学的学术话语。如果这种现象学还原可以成立，那么，五个话语时代的"根本问题"则相当惊人地重复出现，并形成愈演愈烈的当代景观和不断变异的话语范型。
首先、主义与问题的全面审理。
九十年代的中国，发生了急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因而我们面对"问题"或"主义"时，有必要弄清"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是个体的问题还是群体的问题？是国家民族问题还是全球性世界性的问题？光找到问题还不行，我们被问题所迷惑、所击中、所虚幻化甚至虚无化掉，也不行。因此，还要找到"地基"，找到观察问题的立足点，找到剖析问题的角度。面对"主义"审理"问题"，即搞清"主义"和"问题"是九十年代学术研究和文化批评起码的要求。
"主义"较容易厘定，即八、九十年代引入中国的西学"主义"，如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少数话语等等"后""主义"。这些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钳制，互相消解，互相掩盖，互相撕扯，并为那些文化批评的误读推波助澜，滚滚向前，使人在"假历史洪流"前忘了批评家"批判"意识和"揭底"品格，甚至背对问题，成为"驼鸟式的批评家"。如何在研究中去正视那些成堆的问题，可谓殊为重要。
文化"问题"则很复杂，大致可分为以下诸方面：其一，是关于知识分子分化问题，时代在世俗化旗帜中，怎样使知识分子边缘化而使世俗化成为当代神话的？在学术和思想之间痛苦徘徊的知识分子，怎样走自己的"边缘之路"？究竟应该怎样书写自己的心灵历程？怎样设计自己的预定理想目标？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自己的精神创造价值呢？其二，是审美文化、大众传媒（或称之为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同知识精英造成了怎样的内在冲突？其构成了怎样的张力？双方受到怎样的内在损伤？其三，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出现，带来的关于文化霸权、权力话语、第三世界文化的出路和前景等问题，以及问题的虚假解决现象的历史掩盖条件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在前现代的中国，在思维论、价值论和工艺论层面为怎样的"现代性问题"所纠缠？其四，是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带来的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历史是客观事实？历史在阐释中是被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误读？被解读为政治意识形态史、权力话语史、"大史"，还是"小史"、"野史"、"稗史"？其五，是关于世纪末文论问题的清理。这一世纪以来文论出现了怎样的假问题？掩盖真问题甚至剥夺真问题是怎样发生的？以及文学和文化批评究竟是否应有尺度？应有怎样的尺度？这种尺度是纯粹私人化的还是可通约的？谁在确定尺度？尺度的消解对文学是怂恿还是伤害？其六，是文艺这种感性化形式，怎样在世俗关怀和终极关怀之间找到一条较好的联通之路？它在既不可能"代宗教"，也不可能成为"欲望的表征"之时，如何确立自己的本体？"诗人之死"与散文热潮在当前中国文化中应该怎样定位？批评家的分化和事件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其七，关于先锋文艺的问题，先锋文艺的实验和困境和误区何在？其悲壮感、创新意识、革命性和震撼性何在？这些重要问题，无疑都需要认真地审理，需要在作品和理论上的双重透视中，才能正确解答这些网状般纠缠的问题。
其次、90年代文化研究的四重语境。
90年代的语境呈现出本世纪最复杂的构成，其归纳分梳因不同方法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谓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它起码由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四重语境所构成。这四重语境即传统本土化、意识形态化、现代西化和数字复制的后现代化：
传统本土化。其重要标志是众多的出版物和众多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大展身手，原始儒家、两汉儒家、宋明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当代显学，传统文化读物成为书市和坊间的主流读物。在历史的空场，这种传统本土化的格局无疑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其对西学的反拨却使得90年代又具有浓郁的非西化特点。
意识形态化。这表征为90年代在消解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同时，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定式仍然十分强盛，它制约着学术的中心问题、基本发展方向，以及讨论问题的基本态度。尽管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官方和民间的冲突，但是我认为，从来就没有完全脱离官方的所谓民间，民间仍然不是世外桃源，那里的意识形态性决非可以忽略不计的。
现代西化。这可以集中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东方主义、女权主义在90年代非常活跃的场景上，正是这一场景标明了与传统化相对相生的西化思潮仍然存在，尽管也出现了《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的中国》、《中国有多丑》等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特性的著作出现，但西化现代化思潮在90年代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领域，仍然是一种不可忽略的真实语境。
数字复制的后现代化。其体现在大众传媒、英特网、现代电脑全面占领市场且进入中国的话语圈中，数字化生存（甚至数字化犯罪）与后现代诸多的文化生存方式，成为90年代一道难以说尽的风景线。
正是这四重语境构成了90年代众多话语圈的不同价值取向，而这众多的话语圈彼此之间形成某种经验不可传递的文化症候，一种多元而无元的历史表征。在这种从超验回归个体身体的时代，遭遇到个体间经验难以交流、难以通约的文化语境，因而每每爆发出火药味极浓的话语论战。
在90年代，不管是传统知识、现代知识、数字化生存的后现代知识，都说明理性化的"知识"正在取代过去的感性化的"经验"，而人的脑力正在取代有形资产，高科技正在取代传统性产业。不断充斥的剧烈争论的新知识话语--知识权力、知识社会、知识经济，促成了人与人关系的根本改变，人们因现实日益严酷而变得非常现实而世俗。冷漠成为全球病，地球变成地球村。人与人之间心灵包裹了如此坚硬的硬壳，而难以交流和沟通。于是，在商品大潮和精神价值之间引发了"人文精神"的论战，触发了关于私人化写作的讨论，关于个人化、世俗化的问题和文化市场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
尽管这多重语境似乎是彼此争论，互相隔膜，但是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却并不愿回到那种一元的、独霸的中心论时代，而愿在这种多元共生、多音喧嚣之中去获得自己个体应有的立场和地位。所以，在这巨变的时代氛围中，同气连枝，谁也不可能再独善其身，谁也不能对不同的观点和语境加以漠视而自说自话，谁也不可能完全不顾历史的发展和传统的更迭，而走向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的幻象。
这种由多元取代一元，宽容精神取代绝对精神，彼此倾听互相联系取代了闭门造车的学术思想格局，使90年代的学术研究，必得既注意到大众文化崛起中若干的合理因素，也注意到其背后的国家机器权力被遮蔽这一事实；既注意到公用空间日益缩小，私人空间日益扩大，传媒知识人日益左右当代中国文化领域，又关注其民族主义打着偏激的反西化旗帜，所掩盖若干不为人所注意的落后排外的、自我孤立的一面，同时还注意过分西化的所谓后现代后殖民，抹杀母语经验，抛弃自己传统的根的弊端。如何使我们把握到一个"度"--既非此又非彼，不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而使我们更稳健开放或高屋建瓴，而走得更稳些呢？
在我看来，保持问题的敞开性，不遽下结论，同时，对若干问题绝不浮光掠影地轻轻带过，或干脆放弃，而是深加挖掘。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面对真正的问题，而杜绝问题的虚假涉猎或虚假解决。 三 话语症候分析的当代策略
就根本意义而言，对90年代的思考和写作是一种对民族命运的寓言式思考和写作。当精神激情让位于世俗关怀后，思与写的分量无疑将受到挑战。当代中国思想中的所有新思想成分，事实上是与旧思想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的。当代人内心的充满紧张的冲突，而思想又驳杂荒芜。也许，只有弄清90年代学术思想话语的内在冲突，才能看到精神价值汰变所表征的中国文化的当代命运。
在这种问题式的清理中，我以为，尤为重要的方法是进行"话语"（discourses）分析。因为，话语是以最一般和最不确定的方式表示词语性能的整体，它具有一种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结构，不管是经济话语、哲学话语、历史话语，还是权力话语，我们都可以找到其话语的基本模式，并提出我们的新的质疑。话语对隐秘意义具有遮蔽性，换言之，某种对象是通过其显露而将自己隐藏起来，同时通过自己的隐藏而在现实中呈现出存在状态。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那些已说出的东西，而寻求其隐藏了什么，并进而寻求它们之中有什么东西早已说出，甚至在它们意味深长的默然中所包含的未能说出的隐藏之意。
话语研究的真实意图，在于去发现某种可能存在的表达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说，说出的事情包含着比它本身更多的含义，从而使我们在那些未曾说出之处，得以去发现它的真实含义。言说是一种在"说之中"的"不说"，在"不说之中"的"说"的意识潜在运动，通过对其话语言说方式的内在揭示，可以发现权力网络是怎样在它的描述方式中确定自己的运作方位的，而且可以怎样去改变并重新区分思想史范围的有效性。所以，真正思想的魅力在于，其总是对某一特殊话语隐蔽的方式加以系统描述，并进而提出这类问题：某种权力或某种思想通过什么途径得以传播？在怎样的知识群体中流通？为人类的思维勾勒出怎样的远景？强加给人类思想以什么样的界限？以及在描述一个时代特征的时候，它们能怎格使其区别于其它的时代？同时，在描述一种新的或旧的经验思维模式和话语方式的冲突时，怎样去清理那些思想的遮盖物和经验的不可通约性？并进而使被遗忘被压抑的话语展示出来？
文化研究并非是一种无边的文化讨论，相反，它注重的关键问题是发现"断裂点"，找出时代转型的裂痕，并上溯到渊源或下寻到最新发展踪迹。因而90年代文化研究，就是进入并处于时代的矛盾螺旋体中，其分析本身就是矛盾，也不绕开矛盾，在变化变形中，从一个矛盾到另一个矛盾，从而以一种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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