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华诗词 生命美育价值
　　摘 要：中国是诗的国度，诗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载体和言说方式。诗词中洋溢的生命情感意识有助于我们对生命的阅读，强健我们生命的力量，而对中华诗词的审美则更能达到提升生命的作用。
　　
　　近几年青少年不珍惜自身生命的极端个案的频发，促使教育界反思教育中对生命关注的缺失。不少有识之士高声呼吁要重视生命教育，并探讨了生命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提出生命教育的核心应是生命美育。所谓生命美育，就是对生命的美进行感化、涵养和提升的教育。①即以人的生命及生命活动为审美对象，欣赏美好生命，承受生命苦难，在对生命的审美中学会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珍惜生命，最终达到人的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人”。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是中华民族基本的存在方式。刘士林在《中国诗学精神》中指出“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②。“诗”作为一种精神方式，已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并成为我们的言说方式。在倡导回归传统经典的今天，对中华诗词的涵咏、吟诵与鉴赏，将极大地丰盈我们的生命情感、人生内涵，中华诗词中得天独厚的生命情怀与美学特征，将是我们进行生命美育的绝佳资源。
　　
　　一、心与自然的交融——阅读生命
　　
　　中国的哲学从春秋时代便集中在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上，是一套生命哲学。③不管是孔子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儒家哲学，还是庄子的道家“逍遥游”，抑或是佛家的“一花一世界”，都执著于对生命情调的发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临渊羡鱼”“一月映万川”，中国哲学从不把自然看作无生命的异己的存在，而是与自然宇宙存有一份“如鱼在水”的相契。
　　中华诗词，正是这种哲学精神的最佳诠释，而其中又以中国山水诗为上。徜徉于自然人生之间，参悟大自然的大化生机并与之浑然合一，是中国诗人的至高追求。于是，大自然中的花开花落、鱼跃鸢飞，旖旎的春光、荒寂的秋景，均成为了诗人传达情思的媒介，生命中所有的喜悦、悲哀、压抑、欢乐等，无不借助于这种诗歌而流泻出来。在与大自然的接近中，人类的自由心灵从封闭的自我世界中伸展出来，并最终达到中华民族的最高生命境界：做一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纵浪大化中，无喜亦无惧”的自由人。
　　著名学者刘士林曾在《中国诗词之美》一书中颇有见地地指出，西方人是一根“思想的芦苇”，习惯向外探求世界，在对空间的发现中找寻自己的存在；而中国人则是一根“情感的芦苇”，习惯向内求索，在时间的长河中求证生命的意义。因此对“韶光易逝、人生苦短”的恐慌，成了中国诗人心中的“集体无意识”。日薄西山，乡关何处？行进在生命旅途中的诗人们给出的答案便是“小桥、流水、人家”！于是诗人们用他们那颗敏感易动的心灵，聆听着大自然中一花一木的生命节律，感受着草虫鸟鱼的情感节拍，在对大自然的观照中反观着自身的生命实质。
　　中国诗人这种宇宙生命意识的最早流露当首推《蒹葭》一诗，王国维认为“《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人间词话》）。“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唱三叹中的不自信与悲哀情怀，正是诗人面对生命本身在时光流逝中的无奈恐慌情感的映照。中国诗词的“以景达情”传统也自此建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传递的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生命沧桑情怀；“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表现的是对生命的理解及价值态度。“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是大自然生命律动与诗人自身生命情意的契合；“雨中花果落，灯下草虫鸣”则是大自然以其最细微的生命颤动映现着诗人的生命情意。
　　对大自然勃勃生机的阅读，同时也是诗人自身生命情怀的展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漫漫风雪之中的晚归背影，充溢的是对生命满足的幸福感；“江北秋阴一半开，晓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王安石《江上》），冲开的是感伤的雨幕；“西风落日草斑斑，云薄秋空鸟独还。两鬓霜华千里客,马蹄又上太行山”（于谦《上太行》），感受的是诗人壮心不已、生命不衰的烈士情怀。在中国诗人心中，大自然永远是安顿生命的家，所以谭献说当“春光渐老，诵黄仲则词‘日日登楼，一换一番春色；者似卷如留春日，谁道迟迟？’不禁黯然！初月侵帘，逡巡徐步，遂出南门旷野舒眺；安得拉竹林诸人，作幕天席地之游？”④而今天我们赏读山水诗词的过程也正是我们的心灵做幕天席地之游时！
　　
　　二、苦难中的发轫——强健生命
　　
　　中华民族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痛苦和忧患为伴。在此历史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氛围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华诗词，其突出品格便是强烈而深沉的苦难内蕴。“游子怀乡，壮士愁怀”是“忧己”，“民生疾苦，社会离乱”是“愤世”。《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诗词创作的这两大传统。“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王风·黍离》）“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邶风·式微》），描写的是社会生活的离乱和民间的妻离子散，征人的怨恨与叹息；《离骚》中作者上天下地，涉水登山，极尽浪漫之能事，叙述的则是一个苦闷灵魂的追求与毁灭。
　　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华诗词中的“愤世”不是冷眼旁观，“忧己”更不是自怨自艾，苦难背后充溢的仍是沸腾的生命热情和勃发的生命力量。“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骨横朔野，魂逐飞蓬”“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钟嵘《诗品·序》），“凡斯种种”无一不透露出最浓郁激荡的生命悲剧情怀。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催发的是蓬勃的生命斗志；“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渲染的是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辛弃疾《鹧鸪天》），不必待雨过天晴，即使在满城风雨中，自有那昂扬的生机与活力；宋陈与义《雨》诗中那个与急雨坦然面对，“衣湿不知还”的老翁，又具有何等强悍的生命精神！

　　人的生命是一切活动展开的基点，对生命的审美则是一切美育活动的根本。人对自身的生命审美，首先来自对情感生命的审美把握。而中华诗词则正是这样一座情感生命的宝库。涵咏于中华诗词之海，也正是徜徉在人类情感之海。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李白“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潇洒，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沉郁，岳飞“怒发冲冠”的壮怀、陆游“莫莫莫、错错错”的深情、李清照“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苏东坡“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旷达……无一不是进行情感生命美育的绝佳载体。诵读着“小溪清水平如镜，一叶飞来细浪生”，涤去的是你旅途中的烦躁抑郁；玩味着“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缓减的是你思乡的情愫；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共鸣，坚定的是你的人生抉择！
　　任何的生命现象、生命状态、生命活动，总是感性的形象的，人们也正是通过对生命的感性形象的审美感悟，感知和把握生命的审美价值。中华诗词向来注重意象的缔造，而诗词中的意象历经几代文人的传承，已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生命沉积，是我们民族生命的感性存在。对这些意象的感知与把握也正是对自身生命的感悟与认同。“春、江、花、月”的美妙始终伴随着我们心灵的成长，寒山寺的钟声将永远响彻在我们的生命旅程。
　　对中华诗词的吟诵，也能达到一种悦性恬情的审美自由状态。德国威廉·冯·洪堡特认为在人所拥有的各种能力中，发声最适合于表现他的内心感受，因为人所发出的声音正如人的呼吸，充满了生命力和激情。诗词吟诵时或高昂或激愤或安闲或怡然的声响，已无一不浸透了吟诵者内在的生命气息，预示了生命的积极喷发，从而达到一种情绪的快乐、生命的愉悦。
　　审美的最高层次就是造就一种自由的审美世界，这种审美世界超越了物质世界的实在性，是一种澄明透彻的心境。在这一境界中，超越了不自由心境的“我”，排除了杂乱无序的精神状态，是情感的、精神的、本真的心灵境界。这也正是孔子所谓“乐”的心态，庄子所谓“游”的境界。我们在鉴赏传统诗词时，对意象的解读及由此连发的情感移置，正是进入了此种境界。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对此就有过详尽、深入的阐述。比如在中秋月圆之夜，凝神观照天上那一轮明月，很自然地联想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见月生情，明月俨然成了我的代言人，月亮以其无垠的光辉照耀着游子也照耀着故乡；同时明月的时缺时圆的情趣也吸引了我，人生总是离多聚少，月缺人也缺，月圆人不圆，于是我也俨然成了那轮明月。在此过程中，心中除了那轮明月外，别无他物，并在不知不觉中达到物我两忘并进而物我同一的境界。人的心境亦随之豁然开朗，达到通澈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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