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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抵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物质与肉体的诱惑,远离尘世,追求永恒的彼世。修道院里冥想式的灵修方式是走近上帝的最有效途径。然而,宗教是超验的,“天国”的理想境界从未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过,人们也就无从以自己的实践验证其是否存在。
和天主教一样,清教的终极关怀也是彼世。但在对待现世的看法上,两者却截然不同。天主教推崇“出世”修行的灵魂拯救方式,清教的主张则带有明显的“入世”特征。它主张信徒在追求永恒的彼世时不必也无法回避现世,不但视现世为通向彼世的重要桥梁,而且强调现世在教徒个人救赎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突出以现世的实践追求彼世的理想的教义。对于信奉新教的清教徒来说,在另一个世界的拯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改变现实世界的成功程度。 从信仰的角度看,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向使清教徒摆脱了传统信条的束缚,把他们从支撑自己的神圣理想与世俗物质世界之间的矛盾中解放出来,从而将关注的焦点从天上转移到人间,从务虚的精神活动向务实的现实生活转变［6］。它把受到天主教唾弃的工作—赚钱过程同灵魂救赎紧密联系在一起,赋予其宗教意义,使其合法化,从而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清教“天职”思想。
“天职” 思想主张,现世中每个人所从事的劳作和职业是上帝所作出的安排,赐予每个人的天职。上帝应许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要他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每个人完成他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任何人在现实世俗生活中都不应该逃避它们,唯有在尘世中恪尽职守、勤奋努力、爱岗敬业才能荣耀上帝,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从中获得拯救。否则,即使是一生在神学院修行的僧侣也无法获救,甚至可能为此反遭天谴。按照“天职”观念,职业无高低贵贱之分,一个人不管是做工种地,还是为官执政,经商赢利,放债收息,积蓄私产,都与宗教活动一样神圣,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同等价值。信徒应当永远接受和安于上帝安排给他的身份、地位和职业,把自己的世俗活动限制在生活中既定的职业范围内［7］。
在清教徒看来,一种职业是否有用,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关键要看它为社会所提供财富的多寡和私人获利的程度。对于清教徒来说,一切生活现象皆由上帝设定。如果他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缘,他就必定抱有某种目的。所以虔诚的信徒应该服膺上帝的召唤,尽可能利用这种天赐良机,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7］。人们只有以务实的精神才能致富,尘世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功是一个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而不是弃民的最有力证据。财富不是万恶之源,而是上帝祝福的标志。就这样,发财致富已经具有天意,意味着一个人履行了职业责任,能够得救进天堂。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和必须的。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财产所有制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为经商获利性提供了制度保证,那么,新教则为其提供了道德伦理上的保证和神圣合理性。
三、 “山颠之城”与使命意识
长期以来,使命意识一直是美国社会文化价值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上帝赋予他们神圣的使命,要他们以自己的追求、实践和事业为全世界树立榜样,向人类传播自由和正义的理念,引导人类脱离罪恶的渊薮,走向“希望之乡”。这种拯救世界脱离苦海的使命意识始终伴随着美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强烈地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追根溯源,有不少学者认为,这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肇始于清教主义的“山颠之城”的理念。
清教徒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把美丽富饶的北美洲赐给他们,作为他们的世居之地,宗旨就在于让他们把这片土地建成新的耶路撒冷,追求信仰自由的新伊甸园。他们对人类的历史发展承担着一种神圣的使命。1630年,在前往北美洲的航程中,清教主义的领袖人物温斯罗普引用《圣经》中的典故,作出了这样的预言 :“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颠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像今天那样帮助我们,我们将成为世人的笑柄”。
在清教徒心目中,北美所肩负的上帝赋予的使命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温斯罗普所说的“样本”功能, 强调美国是“世界各国的北斗”［8］。关于这层含义,莱门·比彻表达得更为充分和透彻。他写道:“毋庸置疑,革命和运动是在全世界实现文官政府和宗教状况变革的必要条件。……要完成这项伟业,需要一个世界公认的榜样,它将激起人们的希望,调动并集中人的力量。但是,从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国家呢?必须创造这样的国家,因为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国家。现在回顾我们先辈的历史,注视着上帝的杰作,一个已经彻底确立了公民和宗教自由的强大国家。……它将唤起人们的渴望,希望和努力去发动革命,推翻政权,直到全人类解放。”［9］在这里,比彻把美国标榜为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榜样,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旗手。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发生的那不勒斯革命、葡萄牙革命、西班牙革命和希腊革命都是美国的光芒射向天堂后反射到大洋彼岸的结果［8］。
清教使命观的第二层含义,是指美国负有解放被压迫民族的神圣使命,要在世界各地传播和建立基督教文明,消除贫困、愚昧、疾病和落后,使整个世界获得自由［8］。用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的话来说,就是美国负有充任人类文明使者和监护人的使命。
强烈的使命意识成为清教徒开拓新大陆的精神动力。正是基于这种动力,他们要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一个为世人所景仰和效仿的“上帝之城”。 这种使命观滋生了美国人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的民族精神,同时指引他们脚踏实地地埋头于制度上的创新,经济上的进取,为在全世界树立榜样而倾其全力。诚然,这种观念的初衷更多的是基于宗教的理想而不是现实的考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民族理念的提升,“这种使命意识融进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成为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美利坚民族的重要特征,并呈现于建国后的美国外交之中”［10］。
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随着国力的强盛,美国利用其在各个领域的实力,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通过军事打击、政治干涉、经济援助或制裁等诸多手段,对许多国家进行渗透,输出和推行其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美国文化价值观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自苏联解体后,美国更加公开地强调要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念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此外,在“使命意识”的驱动下,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从越南战争,到海湾战争,直至今天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固然有其政治与经济方面的考虑,但使命意识在美国外交中无可否认地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四、 结语
清教徒把清教主义自英国带入北美洲。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清教徒奋力拼搏,不断进取,艰苦创业,奠定了美国的雏形。他们以自己的宗教哲学开辟了一个新世界。康马杰指出:“虽然清教神学思想的重要性在18、19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逐渐消失,但其许多道德和政治思想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两个世纪的沧桑变化并没有使我们失去对这些遗产的继承。”［11］这是因为,清教主义的基本思想已经渗入美国社会,奠定了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基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对美国人来说,清教主义不但是一种宗教信仰理念,而且是一种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正是它铸就了美国主流社会文化价值观和美利坚基本民族性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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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亨利·斯蒂尔·康马杰. 美国精神［M］. 杨静予,崔妙英,王绍仁,等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251.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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