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保守主义的角色演变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进路 |
 |
时间：2009-8-8 16:39:36 来源：不详
|
|
|
[摘 要]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保守主义在各个时期都充当了传统守护者的角色，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断有所变換。这是因为他们所要保守和所能保守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同时在精神上却又越来越被放大，有时甚至显得很玄妙。
在洋务运动时期，保守主义者几乎排斥一切西方文化，要保守住整个的中国传统不变。到了维新变法时期，“师夷长技”已不成问题，保守主义者乃要求师夷当止于工艺，中国传统政教制度不可变。到了排满革命高潮时期，否定传统政教制度又几乎不成问题，保守主义者乃呼吁要珍惜和保存“国粹”，而“国粹”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已经难以说得很清楚了。只能约略理解它们是一种民族精神之类的东西。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民族精神生活密切关联的诸多领域也都将要受一番西方文化的洗礼，这时，保守主义者乃提出，真正值得保守和发扬的人类文化精神，在中国与西方，都深藏在古代先哲们的遗产中。这时的保守主义者，和他们的先辈们否定中西文化具有同一性不同，开始承认中西文化有同一性，只是这种同一性只存在于申西古代先哲们那里。
[关键词]保守主义；角色演变；文化同一性
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保守主义在各个时期都充当了传统守护者的角色，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断有所变换。这是因为他们所要保守和所能保守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同时在精神上却又越来越被放大，有时甚至显得很玄妙。
十几年前，我在《传统与未来》一篇短文里说：“传统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累代传承下来的，凝结在其文化中，长久地制约着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操的那些东西。”
传统既然是累代生命历程中形成起来的东西，它就是与民族或社会群体的生命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是不可随意抹杀，不可骤然取缔的。但另一方面，它既然是历史上形成的，它也就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对待传统。就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历史而言，既不乏利用传统以开拓进步事业的先进分子，也有不少固守传统，抵抗进步潮流的人物。鸦片战后至洋务运动时期，一些主张改革的人所鼓吹的“西学中源”说以及“中体西用”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利用传统，对传统作出新的解释，以为进步事业开辟出路，康有为直接利用孔子的招牌，为其政治改革制造舆论，更是人所共知的了。而固守传统的人，无论是反对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的倭仁，还是反对康、梁变法主张的王先谦、叶德辉，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张之洞，都坚持中国传统，或者是全部或者是其“本体”不可变。
关于保守主义，其含义向来不十分确定。保守主义可以是对开放主义而言，保守本民族的文化，拒绝外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可以是对任何改革或革命的档势而言，主张保持现状，维护固有的东西。保守主义也可以是对激进主义——如暴力革命或急进的改革——而言，主张温和的缓进的改革，不赞成急遽地或大幅度地改变现状。在中国近代史上，保守主义曾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过，他们的主张各有不同，其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历史作用亦各不相同。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加以探讨。
一 洋务运动时期的保守主义：拒绝“师夷”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冯桂芬提倡“采西学”，可以说是引发洋务运动的直接思想先驱。最初学习西方，自然只能是从显明易见之处开始，如船、炮、机械之类。由此而推及算学。1866年12月和1867年1月，主持洋务的恭亲王奕䜣两度上折要求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其理由是“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白天文算学中来”。因此，拟从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所谓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其年龄在二十以上者中选拔学生；随后又将招生范围扩大到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及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年龄在三十以下者。被录取者须常于住馆学习，实行月考、年考。馆中专聘洋人充教习。此事自是洋务之一端，目的在培养人才，若能认真举办，当然有益无害。但奕䜣奏折中称：“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以为自强之道即在于此，显然不对。
此奏一出，即遭到守旧大臣们的反对。首先是掌山东道监察御使张盛藻上奏朝廷，主要是反对以科甲正途出身人员入馆学习。他认为“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他认为，若办此馆，“止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至轮船、洋枪，则宜工部遴选精巧工匠，或军营武弁之有心计者，令其专心演习，传授其法”，不可用科甲正途官员习其事。张氏的奏折遭到朝廷的驳斥。守旧派很不甘心，乃推出有“一代儒宗”之称的大学士倭仁出而上奏，反对奕䜣的主张。按，倭仁(1804-1871)原为河南开封驻防旗人，家境清寒，以学优而仕。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得与京中士林为伍，相与切磋，学益长进。其学原宗王阳明之心学，入京师以后，受吴廷栋、唐鉴影响转而尊程朱，遂终生笃奉朱子之学，以卫道崇德自任，渐为士林所重，被视为“道光以来一儒宗”。由此，其仕途亦称顺，相继为帝师，为翰林院掌院学士，随后复以大学士兼管户部。到同文馆之争起，倭仁已是望重朝野的理学名臣，士林尊奉的“一代儒宗”。由他出来力争，虽未得朝廷采纳，事实上却产生了重大影响。据有学者分析，按奕訢奏请的招收条件，在招生范围内的正途人员，他们获取功名多半都在1862-1867年间。而这期间，倭仁恰好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担任历次会试正考官，或殿试读卷官，或朝考阅卷大臣。以此，适合参加应考的人员，几乎都可算是他的门生。既是门生，自然极易接受他的影响。再加上，倭仁身兼帝师、大学士的头衔和理学名臣、“一代儒宗”的声望，其对年轻士子的影响力，可想而知。这就是应考天文算学馆的人员甚少的基本原因。
倭仁反对奕䜣与朝廷添设天文算学馆的计划，主要理由是两个方面。
一、坚持“夷夏之防”。倭仁最不能容忍的是“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这里所说“诵习诗书者”，是泛指读中国圣贤之书的士子，自然包括天文算学馆准备招考的那些科甲正途人员。倭仁认为，“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在倭仁看来，读圣贤书的中国士子，乃系维持圣道人心的砥柱，是维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的民族精英。让他们去奉夷人为师，“无论所学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恐不为夷人用者鲜矣”。倭仁强调，夷人是我们的仇人，“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圃，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能一日忘此仇耻哉?”他还指出，“夷人机心最重，狡诈多端。今欲习其秘术以制彼死命，彼纵阳为指授，安知不另有诡谋?”倭氏说：“闻夷人传教，常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正途从学，恐所习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
显然，倭仁坚持认为，夷与中国不能并容，夷夏之防不可破。以正途学士奉夷人为师，将使本可赖以维系中国圣道人心的砥柱之人才，反为夷人所用，为害中国，这岂不是助夷人以亡我之国，亡我之种，亡我之教?这是他强烈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延西人教习正途士子最基本的原因。
二、他坚持认为，立国之道，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所上反对奕䜣的第一折就在这一点上立论。他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应该说倭仁这段话是有几分道理的。奕䜣误以为，“举凡推算学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这话是不对的。任何国家，欲求强盛，首先须有一种较好的制度，使人民皆得其所。从而上下齐心，各尽其力，国家始能强盛。只是，倭仁不懂得政治制度为何事，依然尊奉古圣先贤的礼义人心的说教，不足为训。他所说的礼义，即是围绕君权专制的，以孔孟学说为核心的一套纲常名教；他所说的人心是与前者密切相关的道德规范，诸如忠、孝、仁、义、廉、耻之类。值得注意的是，倭仁把传统士大夫的本末观推至极端。照经典的说法，本末之论是强调重本轻末，本与末是轻与重之分，并非只要本，不要末。但倭仁却明确地反对向西入学习其技艺之长。他说：“天文算学，止为末艺，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并非谓欲求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如此说来，兴办天文算学馆，本屑多此一举。而又招收正途人员，奉夷人为师，更是大谬误国。
倭仁的立场和思想主张，是洋务运动时期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以“夷夏之防”为理由，拒斥西方文化，这是封闭主义的文化心态。在1850年代之初，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在1860年代之初，冯桂芬倡“采西学”，并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些主张，显然已突破了传统的“夷夏之防”的观念，而到了1867年，倭仁却以“夷夏之防”为理由，反对添设天文算学馆，尤其反对招收正途人员入馆学习，奉夷人为师。他比魏源、冯桂芬倒退了一大步。须知，当时洋务运动刚刚兴起，中国人都还不曾认识到西方的政教制度之善。人们还只能从西方国家强大的一些最表面的东西上看到值得学习仿效的地方。这是非常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一个认识阶段。所以，在当时，开创洋务的那些人，就代表了那时的进步趋向。倭仁反对洋务派官员兴办的事业，就是反对中国朝向进步的方向走。可以说，他是鸦片战争后，沿海口岸开放以来，统治集团上层中，第一个系统表述保守主义思想主张的人。
倭仁的保守主义的第一个特点，他仍以“天朝上国，惟我独尊”的心态，对待外国人。在他心目中，西方人与中国历来所遇的蛮夷没有区别，不承认他们的文化有任何可取之处。他认为。西人所传之教不是正当的宗教，视彼教为“邪氛”。他认定，西人“机心最重，狡诈多端”。他不加分别地视西人皆“吾仇也”。这与中国古代士大夫对待周边经常侵扰我国的游牧民族的态度完全一致。
倭仁的保守主义的第二个特点，他以为天下只有孔孟之学为“正学”，可为治国大道。倭仁说：“有关圣贤体要者，既已切实讲求，自强之道，何以逾此?”所以，他坚持认为，自强之道仍须以圣贤之礼义为本。读圣贤之书者，方可成“忠信之人”、“礼义之士”。此等守忠信，秉礼义之士，方能“伸正气”，“除邪氛”，“维持人心”，“平治天下”。可以说，在倭仁的心目中，除中国之圣贤孔孟学说以外，无所谓学问。西人“一艺之末”，何足道?
从以上两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倭仁以为，中国之外没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孔孟学说之外没有高等的学问。这就是洋务运动时期保守主义的基本思想特征。
但应该看到，像倭仁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在当时决不是个别的例外，相反，他反映[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