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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守主义的角色演变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进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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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9: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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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近代以来文化上所取得的进步。
学衡派最大的弱点是其言行不一。除前述王、陈、汤、柳等真正具有专业精神的几个学者之外，以梅、吴为代表的最激烈地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人，往往陈义过高，而所见甚隘；笔舌颇健，而心胸偏狭；目标远大，而成绩甚微。
梅光迪曾说：“改造固有文化与吸收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这话说得也并不错。可是梅氏本人对中西学术的任何一个具体领域都谈不上有什么“彻底研究”。他对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写实主义，以及对卢梭等人的非常片面的抨击，也更说不上是“至明确之评判”。谁也无法相信，他的这些批评与攻击是经过“至精当之手续”而得出的结论。吴宓也曾有过宏大的志愿，他曾说：“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若谓材料广博，时力人才有限，则当分别本末轻重、小大精粗，择其尤者，而先为之。”这可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纲领之大旨。但很可惜，吴宓、梅光迪及除开前面指出的王、陈、汤、柳等几个学者之外的学衡派诸子，从未曾实际动手去做这种功夫。吴宓在其一生最可有为的时期，大部分用于编刊物和教育与教学的组织工作，尚情有可原。而梅光迪，照吴宓的说法，此人“好为高论，而无工作能力”。假如他们若能将其有用之精力用于对中西文化某一两个具体领域做深入精细的研究，就像王、陈、汤、柳等人那样，以他们所具备的中西学术基础，是应当有一些实际的建树的。可惜，他们不此之务，而独喜发高论和攻击别人，后人不止为其本人惜，亦为中国文化惜。
思想、学术、文化赖有批评与争论而获进步。马克思有云，历史是从矛盾的叙述中清理出来的；真理愈辩而愈明。但批评与辩论当有一定的规范，应当平心说理，言之有据，不当逞意气，攻击漫骂，无限上纲，且作诛心之论。学衡派中有些人，颇犯此忌。梅光迪是一突出的典型。他在《学衡》所发的几篇文章，如《评提倡新文化者》(第1期)、《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第2期)、《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第4期)等，这些文章常被研究者所征引，视为学衡派精神之代表作。然而，这几篇文章实在有失学者仪范。漫骂之词，诛心之论，所在多有。如骂“今之吾国学者，……如政客娼妓之所为”，“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又骂人是“门外汉及浮华妄庸之徒”，等等。吴宓等其他人也时有詈骂之语。这与他们所标榜的“平心而言，不事漫骂”，实在相去甚远。不仅如此，梅光迪等辈还好为诛心之论。如他说：“专制时代，君主卿相操功名之权以驱策天下士，天下士亦以君主卿相之好尚为准则。民国以来，功名之权操于群众，而群众之智识愈薄者，其权愈大。今之中小学生，即昔日之君主卿相也。否则，功名之士又何取乎白话诗文与各种时髦之主义乎!”说民国时期的中小学生，即如昔日之君主卿相掌控功名之权，说胡适等人是为着向中小学生们讨取功名而提倡白话文，这岂不是极端的诛心之论吗?习为漫骂之语，好为诛心之论，这是“大批判”运动的典型特色。我们读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如同读一篇古代的讨罪檄文，尤像是读文革时期的一篇大字报。他给提倡新文化者列出四大罪名：“一曰，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二曰，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三曰，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四曰，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通篇只见罪名，而不见罪证；满纸都是声讨和漫骂，而不见有任何具体的分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动辄出漫骂之语，为诛心之论，这是中国儒家一个很坏的传统(儒家自然有许多好东西，但坏东西也不容否认)，由孟子开其端，后世以孔孟真正传人自居者承其绪，其余毒残焰在“文革”中，竟成遍地野火。中国人真欲造成现代文明，必须学会尊重对手，与对手同守游戏规则，平心地讨论问题。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不可磨灭的精神在，学衡派强调要维系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自有其道理。但此基本精神要做具体分析，不可笼统地抽象地提倡和鼓吹，以至造成复古、崇古之风，遏抑新文化的成长。学衡派的保守态度虽有其消极作用，但文化之发展，历来都是在进取与保守的互动中前进的。我们这里关注的不是对学衡派作出全面的评价，而是要指出学衡派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其在保守主义系谱中的角色特点。
学衡派最大的特点是他们以西学为武器，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这是与以往各时期的保守主义者截然不同的。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历来都在某种程度上对西方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并且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武器，来抨击西方文化。唯有学衡派反而是根据西方一个学派的学说来做保守中国传统的工作。这表明，排斥西方文化已经是根本不可能了。世界化的大趋势已无法阻挡，要不甘于完全被淘汰，就只有顺应这种大趋势。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也无法逃避这个世界化的潮流。他们终于从西方新人文主义那里，找到了共同的精神园地和共同的语言。他们说，你们看，西方著名思想家和学者也是主张保守传统的，你们不是主张学习西方吗?那就应保守传统才是，否则，你们岂不是搞的“伪欧化”吗?保守主义者本意是要借用西洋武器来阻遏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这种西洋武器原是对付西方过度膨胀的近代性的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在中国还基本上没有长成。近年来颇有些学者喜欢把五四前后的中国保守主义者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相提并论，这是很不妥当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化充分发达的基础上，取得某种略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视角来批评现代化，所以含有合理性，而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们基本未识现代化为何物，来批评那些提倡现代化的人。他们的批评不是基于某种高于现代化的视角，而是骨子里满怀对古代的依恋之情。所以过分高估学衡派诸子的文化主张是没有道理的。
至此，我们可以对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角色演变的轨迹及其文化史的意义略作一番检讨。
第一，保守主义者起初极端排外，对西方文化一概排斥。鸦片战争后二十年左右，渐渐兴起“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其所师者，不过器物、工艺而已。这些洋人的事物渐渐被士大夫之稍具开放眼光者所承认。但人们坚持认为中国的政教制度、人伦道德远高于西方，故必不许稍有失坠。人们把这叫做“中体西用”。在那时期，保守主义者人数众多，他们所要保守的“中体”，是中国固有的君主专制制度与纲常名教。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期，由于内外环境的逼迫，改革派与革命派先后继起，他们深知，要救国，须图强，要图强，就必须废除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立宪的近代民主制度(改革派希望避免暴力革命，故主张通过和平改革，实现君主立宪；革命派则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从这时起，直到民国初年，一般保守主义者(其人数已经大大减少)知道君主专制制度已保不住，于是退而保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圣圣相传的学说思想等等纯属精神文化的东西。清末的国粹主义者，民初的尊孔主义者，以及新文化运动初起时的一些保守主义者均属此类。学衡派，从大的方面说，也属于此类之范围。但其突出之点在于，他们已不津津于一般旧道德和旧的思想学说之保守，而尤致力于提倡中西文化自古以来就绳绳相继的共通的基本精神。可见，保守主义者所能排拒的西方文化，和他们所能保守的中国文化，其范围都愈缩愈小，最后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于西方新起的一种保守主义的特别流派中，找到托命之地。
第二，这里有一点非常有趣，即提倡新文化者的理论依据之一就是承认中西文化本质上是可以互通的。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因某些内外环境的因素，近代以来，走快了几步，跑到前边了，中国人需要赶上去。学衡派则强调说，西方因一味地往前跑，结果出了大乱子。现在人家已经反省了，要回复到古代的文化精神里去。而古代的文化精神是中西所共通的。中国要学西方，就要学习西方的新人文主义，学习那些与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相通的西方文化。于是两派的争论与以往进步与保守之间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争论大不相同，不是要不要学习西方文化的问题，而是遵循哪一派西方学说的指引的问题。也就是说，中西文化要打通，已经没有疑问了。这就表示，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要走世界化之路。
第三，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到底是什么，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中西共通的文化精神到底又是什么，这就更难说得清楚了。强为之说，必不免抽象、笼统。既失于抽象、笼统，即不免苍白无力，难以真正说服人。但民族文化各有其特别之精神，则是不应否认的。这种精神并非只存在于文字典籍中，那不过是这种精神留下的记号、痕迹而已。真正的民族文化精神是存活在千千万万的民众的生活实践之中。当胡适与后来提倡“本位文化”者们争论时，胡适指出，那真正的文化本位，“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他的说法实在比讲“文化本位”的十教授，和讲“文化精神”的学衡派要切实得多，也高明得多了。唯其如此，讲文化问题，尤其是讲文化传统问题，是决不能忘记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的。如今我们发现，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儒家文化圈里，把儒家文化中之真正优美的东西保存很多，且保存的很好，岂不是大可发人深省吗?人民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安定的生活，美好的传统只有在人民安定的生活中，才会得到最好的护持。从这里我们又可更清楚地看出，学衡派最值得重视的见解，是他们反对激烈的变革这一点。而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最受他们攻击的，提倡新文化的胡适是没有根本分歧的。胡适在他的博士论文里就曾指出，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自己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一个新的文化中决不会感到自在的。如果那新文化被看作是从外国输入的，并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被强加于他的，那么，这种不自在是完全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地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里不同的是，胡适所追求的，仍是现代的新文化，而不是学衡派所刻意追求的中西古典文化。
从上述这一点出发，我们又可进一步认识到，在文化的问题上，最要注意的是避免偏激的态度。过于激进的革新，或过于偏激的保守都是脱离民众的大多数，都难以收到好的结果。但反对过分的激进与过分的保守，不等于简单地折中，那种站在争斗着的激进与保守者的旁边高唱调和折中论调的旁观者，决不是我们所提倡的。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进路中，最重要的是要提倡躬行实践，即或者是致力于向国人介绍外来的新东西；或者是努力整理、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或者是努力做两种文化某些具体的结合创新的尝试。这中间可能会经历许多曲折甚至是失误，但新文化只能是在这种充满曲折，包括无数成功与失败的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上一页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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