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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守主义的角色演变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进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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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9: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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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字样，然而其全书贯穿着“中体西用”的精神。他所谓《内篇》务本，《外篇》务通，务本者，即是立中学之根本，立纲常名教之根本；务通者，即是通西学以济用。他责备一般“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其思想实质正是“中体西用”。王先谦强调，“设立学堂本意，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亦正是此意。文悌参康有为折称，“必须修明孔孟程朱四书五经小学性理诸书，植为根柢，使人熟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纲常、伦纪、名教、气节以明体，然后再学习外国文字言语艺术以致用”。这里所表达的也是“中体西用”之意。所以，我们说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保守派，其文化观念已较洋务运动初起时的保守派向前迈进了一步。这反映出，向西方学习，在文化上向一个从前不曾了解的新世界开启门户，已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保守主义者也不得不随时代而前行了。
三 排满革命高潮中的国粹主义：倡“国粹”而不反“欧化”
在辛亥革命高潮中出现一股国粹主义思潮。这一思潮与日本的国粹主义思潮有一定的关系。黄节于1902年发表在《政艺通报》上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中说道：“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当是时，人日本国民思想而主之者，纯乎泰西思想也。如同议一事焉，主行者以泰西学理主行之，反对者亦以泰西学理反对之，未有酌本邦之国体民情为根据而立论者也。文部大臣井上馨特谓此义，大呼国民，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和之。其说以为，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所长而亦弃之。”黄氏的话表明，他和他的同道者的思想是受到了日本国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时势的发展诱发了这一思潮的产生。当时中国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一方面，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人又特别不能忍受少数之满洲贵族的专制压迫。所以，特别需要激扬民族大义，促进民族觉醒，推动排满革命。黄节在《国粹学报叙》里，痛陈受制于“外族专制之国体”和“外族专制之学说”之苦。认为欲求复兴吾国，复兴吾学，必须大力提倡国粹主义。他表示，“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也，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其所谓国不立，学日亡，既是针对西方列强而言，也是针对满清朝廷而言。他和他的同道者们都把国粹与国学紧密联系起来。他们所谓国学，是指一国之所以为一国的国学。国学与国粹虽不能简单地认为同一物，但国学实属于国粹之精华。他们认为，“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国粹主义者们，例如其主将邓实、黄节、马叙伦、章太炎、刘师培等等，当时都是反满革命论者。他们都毫不讳言以国粹、国学激动种姓，推动革命。马叙伦曾回忆说，他们倡导国粹主义，办《国粹学报》“实阴谋藉此以激动排满革命之思潮”。同时也要指出，国粹主义思潮之兴起，也确有针对欧化日趋日烈的形势的一面。黄节说：“宇内士夫痛时势之日亟，以为中国之变，古未有其变，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于是醉心欧化，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他认为这是“奴隶于人之学”。必须纠正这种偏弊，树自己之国学，其办法就是大力提倡国粹主义。
研究国粹主义者的言论著述，我们发现，他们在形式上是保守主义者，而在实质上却是趋新的和革命的。
先谈其实质方面。
国粹主义的提倡者们，都是对西学有所了解的，他们或者有留学的经历，或者有海外游历的经验，或因师友的关系，得读一些西学书籍。他们虽不赞成醉心西学，但并不排斥西学。他们认为，“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他们更主张借鉴西学，以重新整理中国之旧学。代表国粹主义者之共识的《拟设国粹学堂启》文中说：“凡国学微言奥义，均可借皙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则施教易而收效远。”
他们趋新和革命的特点还表现在他们对中国传统旧学的分析评论上。须知，一般保守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中国传统旧学无分析地认为都是值得珍惜的东西。国粹主义者不然。他们把中国传统旧学一分为二：一种是为历代统治者所张扬的，是所谓“君学”；一种是为历代在野之学者所悉心研究的，这才是所谓“国学”。邓实说：“君学者，经历代帝王之尊崇，本其学说，颁为功令，而奉为治国之大经，经世之良谟者也。……若夫国学者，不过一二在野君子，闭户著书，忧时讲学，本其爱国之忱，而为经生之业，抱残守缺，以俟后世而已。”他们认为，君学是应该淘汰的，只有国学才是值得继承发扬的。这种认识，实在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
不仅如此，我们通常都承认，孔子与儒学是中国传统旧学之主导。一切保守主义者最为极力保守的也正是孔子与儒学。但国粹主义者却并非尊孔崇儒主义者，他们对孔子与儒学颇能持一种分析和评判的态度。邓实说：“我国自汉以来，以儒教定于一尊，传之千余年。一旦而一新种族挟一新宗教以入吾国，其始未尝不大怪之，及久而察其所奉之教，行之其国，未尝不治，且其治或大过于中国。于是而恍然于儒教之外复有他教，六经之外复有诸子，而一尊之说破矣。”他们还具体指出独尊孔儒所造成的弊害。例如，他们指出，孔儒学说与君主专制紧密结合，成为专制君主的得力工具。以至“其学能使天下之人驯服而不敢动，而一听君主之操纵也”。他们还指出，独尊孔儒，又造成思想学术的僵化、窒息。孔儒既树为一尊，则“诸子之学遂绝于中国”。不宁唯是，将独尊的孔儒之学定为官学，由统治者操纵，必守一家之言，不容异说出现，“借孔子以束缚天下之人之思想言论”。一旦出现异说，必严行取缔，攻伐，焚毁，杀戮，无所不用其极。章太炎等还揭露孔儒之学本身的种种弊病。在《诸子学略说》中，章氏批评儒家“以富贵利禄为心”，“惟在趋时”，所谓“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所以，“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论议止于函胡之地。”因之，“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在清末，这是批评孔子和儒家最激烈的言论，正可表现出国粹主义者们的趋新与革命的精神。 但国粹主义者们的保守主义的一面也是不容否认的。我们说它的保守主义主要表现在形式方面，是指它包裹着一层浓重的民族主义的外衣。他们强调，国学系国家民族之存亡。他们鼓吹，要用国学、国粹铸造国魂。他们说，“国学即国魂所存”。所以，“保全国学，诚为最重要之事”。民族主义在文化上，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保守主义的特征，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所明白昭示的。正因此，尽管国粹主义者们声明，他们并不反对欧化，但他们还是无法抑制地表现出他们对欧化的担忧。如前引黄节那篇与发刊词有同等意义的《国粹学报叙》中，指责“醉心欧化”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是“奴隶于人之学”。这种心态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以民族主义为其基本立脚点，当然要对非本民族的外来的东西保持相当的警惕。事实上，国粹主义者们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是很有限的。他们在保国学，保国粹的使命感的笼罩下，宣扬旧学，礼赞旧学成了他们的主要基调，而这又恰是他们所优为之事。《拟设国粹学堂启》里面，开篇即深以时人“不尚有旧”为忧，竟悲叹道：“嗟乎!户肄大秦之书，家习劫卢之字，宿儒抱经以行，博士倚席不讲，举凡三仓之雅诂，六艺之精言，九流之坠绪，彼赢秦蒙古所不能亡者，竟亡于教育普兴之世，不亦大可哀邪!”这里所表现出的对旧学的珍惜和依恋之情是何等深切。章太炎尽管对孔儒之学有很深刻的批评，但精熟于中国旧学，毕竟是他的最大优势。他在《原学》一文中，缕述诸多中国所长，而“远西”所“弗能为”的事情之后，说：“世人大共僄弃，以不类远西为耻；余以不类方更为荣，非耻之分也。”国粹主义者的保守主义的内心世界显露出来了。
国粹主义者们曾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学者引为同道，以为他们自己所做的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做文艺复兴的事业。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条件都不具备。于是他们随着时势的发展演变而使其国粹主义时而表现为激昂的革命精神，时而表现为落伍的保守主义情绪。由于他们自身的西学知识不足，缺乏新的理论与方法的训练；同时，在旧学的整理方面也还缺乏足够的积累。所以，他们因直接投身于反满革命斗争而激发出来的进取与革命的精神，随着辛亥革命的退潮而逐渐被其固有的保守主义的形式所压抑，甚至窒息。剩下来的就只有恋旧、恋古的心理了。也正因如此，他们的保守主义也就为后来反对新文化的学衡派承接起来了，
不过，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国粹主义所保守的，与戊戌时期的保守主义所保守的已大为不同。后者所要保守的是所谓纲常名教，最主要的是君主专制制度。而国粹主义者不但不要保守君主专制制度，而恰恰是要打倒君主专制制度。那么，他们着力要保守的是什么呢?这就要看看他们所谓的“国粹”到底是什么。
黄节说：“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独立之思想者，国粹也。有优美而无粗桷，有壮旺而无稚弱，有开通而无锢蔽，为人群进化之脑髓者，国粹也。”邓实说：“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国粹，精神不灭，则国亦不灭。”许守微说：“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源泉也。”我们仔细审读这些文字，可以有几种观念。第一，他们所说的国粹，显然不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一种精神。第二，这种精神应是一国所独有的。所谓“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独立之思想者”，此之谓也。第三，这种精神是足以使国家民族自立的，没有此种精神，国遂以亡，它是国家与民族存亡所系的东西。第四，这种精神是由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所凝聚、铸造出来的。所谓“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即此之谓也。国粹主义者所描述的这种作为一国之国粹的精神，不免有些失之笼统、抽象。我们开篇所说，保守主义越到后来越在精神上加以放大，甚至变得有些玄妙，就是指此而言。若正面地，具体地说清国粹到底是什么，是很难的。但我们却比较容易说清国粹不是什么。首先，它肯定不是物质的器物。其次，它也不是国家的制度。国粹主义者非常明确地反对中国固有的君主专制制度。所以，他们所说的国粹，肯定是器物、制度以外的东西。由此便可以看出，国粹主义者所要保存的，只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那些精神性的东西。这就比戊戌时期的保守主义者更进了一步。这也是他们能够同后来主要由留学生构成的学衡派连接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衡派：最高文化精神，中西古昔为一
新文化运动时期有过不同形态的保守主义，例如有初期的以林纾为代表的古文派，有稍后出现的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所谓“东方文化派”，有后期出现的以梅光迪、吴宓等为代表的学衡派。就其声势之大、持续之久，尤其是其反对新文化之激烈程度而言，自然是以学衡派为最重要。所以，这里我们主要研究一下学衡派。
首先，我们看学衡派是怎样攻击新文化的。他们指责提倡新文化者弃绝传统。吴宓认为，“新文化运动者反对中国的传统”，说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普遍性的文化规范一并打倒”。因此“损害了人类的基本美德与高尚情操”。梅光迪则攻击新文化派称，“彼等以推翻古人与一切固有制度为职志，诬本国无文化，旧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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